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第2/11页）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