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 （1648～1789年）（第4/4页）

因此，俄国跻身于活跃且受尊敬的欧洲大国之列，同时在国内，向南开发乌克兰的进程以及手工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开始使俄国社会带上更多的欧洲色彩。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聋子和瞎子”，生活在与主人隔绝的世界里，这些农奴主越来越模仿更西部地区贵族的举止，取得了西欧贵族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1762年，要求贵族义务为沙皇服役的法律被废除了，而且许多贵族的确退回到自己的地产上。到那时，足够的人员被训练成适合获得的职位，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到足以支付适当的工资以取代土地封赏，而此前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主要依靠土地封赏。

法律义务被强化而不是减轻的农奴一定会因主人获得的特权而深感不平。为什么穷人和出身卑微者没有摆脱强迫劳役的负担呢？叶梅连·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起义爆发于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那里对自由边疆人记忆犹新，起义给这种不平感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它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了（1773～1775年）。从此以后，农民的不满恢复到宗教异端和酗酒。另一方面，大多数贵族急迫地力图攀比甚至超过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国的同侪。凯瑟琳之后至少一代人时间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精力（以及私人利益）找到了充足的空间，那就是推进农业、商业和国家行政管理。尽管农民不满，专制政权的奴仆们仍然确信，他们正在为全体人民谋求真正的利益，使俄国强大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无论强迫俄国社会底层发挥作用是否必要，俄国在战争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实际成功似乎充分证明了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