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 （1648～1789年）（第3/4页）

尼康力图把教会所有仪式中使用的祈祷书建立在真实而无比正确的希腊文本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全俄才能取得宗教统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指出俄国现存祈祷书错误的罗马天主教宣传家的严厉谴责沉默下去。世俗政府和教会领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推理，以致尼康与沙皇发生斗争（1658年），被罢免了大主教（1666年）后，他的改革政策仍然被执行。

但是许多贫穷而低微的基督徒觉得，官方干预教会仪式熟悉的话语，从而引发了反基督的统治。因此，异端社区即后来俄国历史上的“旧信仰者”出现了，并且顽强地甚至有时英雄主义地拒绝屈服于官方的威胁。以武力破坏这种社区的努力有时会导致联合捍卫旧方式的人大规模集体自杀。异端有时转入地下状态，以便那些表面上遵守教会新的崇拜命令的农民，能够偷偷地聆听那些视堕落的教会与世俗国家联合起来作为反基督工作的教士的布道，以示世界末日的即将来临。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在俄国人民中间如何广泛传播的情况。但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只要秘密教派和被迫害的集团互相劝诫、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奇迹出现，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找到了政治改革表达方式的许多农民实际上被分裂成宗教派系。这种心理安全价值也许就是允许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使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无情变化却未引起削弱国力的叛乱的原因。因为彼得的改革是一个小圈子的工作，这是他从私交和既得利益追随者中选拔组成的一个小集团，加上被俘的瑞典人和被诓骗来的荷兰人，以及来自西边的欧洲世界、到达沙皇统治区域的流浪者。

1689年，少年彼得登上王位，直到1698年匿名（但是广为人知）到西欧旅行回国，他才开始对俄国旧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在工业、行政管理和必要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下，他疯狂地有时甚至怪异地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好的陆军和海军。充沛的精力和暴烈的性格确实有助于彼得达到目的，但是只有受过教育的臣属服从他盛气凌人的指挥，他的命令才能奏效。他大体上从自小亲自建立的近卫军官兵中寻找这些臣属。后来，他要求贵族子弟进入近卫军，提高他们的等级。如果他们在近卫军干得好，那么他可能立即注意到他们，并提拔他们，指定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无论民事、军事、还是外交或司法，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的需要。

这种制度发挥了作用。来自俄国乡村贵族家庭的青年人来到宫廷，充当近卫军士兵，在被沙皇派出从事和平和战争工作之前，他们学会了一套新的行为举止。马其顿的腓力和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曾经使用同样的方法，建立一支服从命令的军事和行政管理队伍，像彼得的朋友们一样，他们能够根据命令忠实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他们被宫廷文化全新风格的诱人光芒所吸引而首先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

1725年彼得的去世给他的合作者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政治合法性的明确原则。王位继承如何能够被规定，特别是当实行改革的沙皇已经杀害了亲生儿子而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酝酿着阴谋和丑恶的宫廷政变。其中最壮观的是，在谋杀了沙皇丈夫后，1762年德国公主登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位。她采用的称号是凯瑟琳二世（中文里常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译者注）。尽管她的继承权令人怀疑，但是像彼得一样，凯瑟琳在位时间漫长，而且俄国经济繁荣，不久她就获得了“大帝”的绰号。一个稳定的因素是，无论统治集团内部何时发生失控的争论和阴谋，所有相关人员都将退缩，因为他们认识到，与俄国广大充满仇恨的农民大众相比，自己是多么势单力薄。另一个事实是，随着18世纪后期乌克兰向商品化农业转变，俄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这有助于俄国地主维持着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作为大国出现的俄国

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彼得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他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1700～1721年）中打败了瑞典，在芬兰湾取得了较短的海岸线。他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涅瓦河口沼泽地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并使它变成了俄国的首都。在反对土耳其人方面，彼得的遭遇就惨多了。虽然1696年取得了最初胜利，但是几年之后（1711年）他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一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取得了反对穆斯林邻国伊朗国王的胜利，这位沙皇能够把国界推进到里海最南端。

彼得的后继者经常让俄国军队卷入欧洲的战争。俄国实力最明显的证明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俄国统治者几乎一夜之间把俄国力量从一边倒向另一边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似乎因此，从灾难性后果中逃脱出来。此外，在凯瑟琳大帝发动反对苏丹的决定性战争（1768～1774年）之前，俄国发动了两次反对土耳其人的不具决定性的战争。诚然，打败土耳其人、建立一个在她的帝国保护下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俄国的确兼并了远至德涅斯特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作为对她遏制土耳其人的回报，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凯瑟琳在第一次瓜分不幸的波兰中占据其大部分领土（1772年）。在此后两次三国瓜分波兰中，俄国也参与了（1793年和1795年），把边界向西推进到维斯杜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