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第3/5页）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广为流传，至今仍然家喻户晓。许多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非常类似希腊戏剧作家利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展开故事情节，或者如莎士比亚利用意大利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构思戏剧情节一样。后来印度的全部文学传统都是由此形成。在此期间，这两部史诗形成了迄今仍然可资借鉴的文学结构和讨论的宇宙观。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认定为《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的作者；显然，两部史诗的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笈多时代最终定型。梵文戏剧的历史则不同，因为保留至今的戏剧都附了作者的名字，而且带有为王宫演出而创作的单个人的标记。一些希腊技巧的舞台术语的使用表明，希腊模式对梵文戏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梵文戏剧拥有自己的习惯，印度的戏剧作家通常取材于史诗的传统史料。

迦梨陀娑（约公元400～455年）是最著名的梵文戏剧大师。他的剧作被尊为经典，他创作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显示了优雅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有点儿太自觉和矫揉造作，所以强烈地吸引了20世纪西方人的注意力。迦梨陀娑作品的这些方面在他死后由其他宫廷戏剧作家继承和发扬，以致华丽的台词和技巧最终破坏甚至模糊了其含义。

笈多时代的艺术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我们对笈多时代雕塑艺术的情况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后来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为借口，系统地毁灭了印度北部的神庙。因此，笈多帝国中心地区印度北部保留下来的印度教艺术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虽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时代，但是相当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艺术水平。显然，在塑造形态可以互相转换的神的形象时，艺术家遇到了难题，因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后来的化身有关。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但是这个问题在笈多时代没有被成功地解决。

另一方面，佛教艺术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绘画的确名不虚传，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华和细腻特点。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幸存下来了，表现了同样的艺术技巧——仅仅带有些许颓废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绘画的特点。

印度宗教从未与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离。法律著作、两大史诗、纪念性的神庙、宗教仪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视觉艺术作品，更别提无法复原的音乐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处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确定人类经验的某个关键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确的教义直到笈多时代后的几个世纪，当商羯罗（约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种僧侣的、卓越的哲学时才被编写，后来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评印度的传统信仰时，印度教的捍卫者经常引用这种哲学。

笈多时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给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迥异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认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创新之后才能取得。这是笈多时代作家和学者忠实地进行的工作，他们愉快地保持在前辈规定的范围内，能够以后辈无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进流传给他们的作品。

印度文明向东传播

印度之外的地区也能感受到笈多黄金时代的魅力。印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商人和僧侣，而不是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东，或把希腊—罗马文化传播到高卢那样的士兵。在东南亚，印度文明与相邻地区先前存在的文化没有产生很多竞争。因此，这里兴起了更伟大的印度。公元100～600年间，一系列地方性国家和王宫兴起，如缅甸、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暹罗（泰国）和越南，它们迫切地输入尽可能多的印度文明。

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印度商人和僧侣则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人口都不愿意彻底抛弃他们的传统，甚至当他们情不自禁地被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吸引时，他们被吸引的首先就是印度圣人长期实践的神秘的禁欲主义技巧。因此，只有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文明世界其他地区扎根和繁荣，尽管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只因当地的野蛮文化和简朴的村社而被淡化了。

在东南亚，神话传说提供了印度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及河流沿岸、崇尚和平的村社共同体的一些信息。典型的情况是，印度商人与酋长家族的女子通婚，利用这种有利地位，他们开始树立对周围村社的文化—政治领导地位，直到最终一个小国家形成。在这种国家中，国王的权力主要依靠巫术观念，这种观念把土地的丰饶与国王人身的潜力紧密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创立了一种仪式的石头象征物（即男性生殖器），名为“林伽”。神庙和宫殿都设计为王室居住，不久，比较壮观的“林伽”更全面地表达了这些观念。起初，当地统治者试图模仿印度宫廷生活，尽量奢侈而准确地按照印度风格装饰宫殿。他们甚至从印度进口纪念性雕像和其他宗教仪式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公元600年前不久，独立风格的发展，不仅预示了后世豪华的建筑和雕刻，而且证明东南亚宫廷摆脱了他们以前学习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