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第2/5页）

因此，宗教、法律、神秘的形而上学、粗陋的迷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并且——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的笈多时代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国家的事务似乎也完全适合同样的习惯。

梵文学术

三个组织机构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王宫资助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占星家、天文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神庙是可与王宫相媲美的文化创造资助者，为了适度奢侈地敬奉神祇——湿婆神和毗湿奴神，或它们的任何一种化身，维持人类君主雄伟庄严的各种活动也是必需的。第三，在王宫和神庙之后，还有古代的书院，那里积累了大量梵文口头文学，代代相传。

在这些书院里，最重要的关系是圣人与门徒，这些门徒来到圣人身边，专心学习圣人愿意传授的任何传统智慧。背诵《吠陀》和其他经典著作，特别是正确的发音和语法，是这种教育制度的核心。长期以来，对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及对注释的注释大量增加，即使记忆力最好的人也难以记住，因此，组成各种“书院”的专家也只能在梵文学术中彼此分工，各有专攻。

笈多时代梵文复兴充分证明了书院制度的声望和实际重要性。在佛陀时代，梵文已经变成了一种学术语言，婆罗门祭司在宗教仪式中吟诵它们，否则就会被遗忘。早期佛教经典用当时大众语言的文学形式写成，所有这些语言都起源于梵文，但是又与梵文有很大区别，犹如法语和西班牙语之不同于拉丁语一样。同样，孔雀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也使用了大量方言。笈多时代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梵文再次成为鲜活的文学语言，最精巧雅致的新作品都用梵文编写。

梵文大肆复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各地方言之间交流困难的加剧。正如日常宗教不同一样，文盲的口语种类增加了，与阿育王统治时期相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必要懂得通用的语言，阿育王时期方言较少，交流的困难比较容易克服。

但是使梵文得以复兴的重要事实是书院制度，任何追求知识的人都能在书院学习梵文。一群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追求同样的知识，并且世代相传。在笈多时代，这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各个文化活动领域里实际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他们取代了原先把梵文学术当作无助于灵魂得救的包袱的佛教徒。佛教在印度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已经在第四章讨论过了。婆罗门梵文学者里随时准备积极地应对此后三四个世纪来自希腊、伊朗世界的外来文化刺激，这是他们能够战胜越来越富有、与世隔绝、遁世的佛教僧侣的另一个原因。

梵文学术视野扩大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希腊对它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吸收希腊关于天体运行的机械论以及占星术所需的数学知识没有使梵文学术僵化为呆板、异化的模式。相反，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数字表示法的十进制就于公元270年前出现在印度。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简便数字表示法与字母文字一起，被认为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而阿拉伯人正确地把它归功于印度。一旦这种数字表示法被发明，那么计算就变得相当容易和快捷。因此，市场事务和理论数学家的抽象思考都被极大地促进。同样，完善的数字表示法传播得非常缓慢。在很长时期里，它仅仅是专业人员的数学玩具，他们也继续使用古老的数字表示法。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才在日常计算中使用，两个世纪后，这种数字表示法传播到欧洲。

梵文文学

梵文学术的核心不在自然科学，而在文学和语言学成就。由于拥有古代的、学术的和宗教的语言优势，所以语法学得到了发展。帕尼尼编写了一部经典的梵文语法，但是他的生活时代难以确定。

同样，印度两部伟大英雄史诗的准确文学历史也难以复原，因为经过长期口头流传和加工，它们留给现代学者进行分析的线索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似乎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笈多时代编辑成型。《摩诃婆罗多》是一部长篇史诗，篇幅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3.5倍，它记录了大量事件，但其核心是古代敌对的贵族战车兵联盟之间的英雄战争故事，它们肯定来自非常古老的雅利安时期游吟诗人的歌曲。在某种意义上，背诵这些歌曲变成了婆罗门教仪式的一部分。婆罗门祭司认为，把传统神话中的血腥暴力与各种祈祷文和宗教教学课程混杂在一起是合适的。如果基督教的教父曾经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改编为基督教教义手册，那么效果将是相似的。贯穿主题的故事有时持续几百页。《罗摩衍那》的篇幅较短，编写得也更紧凑。它是英雄罗摩及其妻子悉多的故事，他们在漫长的冒险过程中经历了各种考验和苦难，最终得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