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2/6页）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前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士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建立。因此，伯里克利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422年）后，贵族专制统治就从未被完全恢复过。

一个更具潜在意义的变化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度降低了。整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的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而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利益的外来干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叛国的引诱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希腊一个又一个城邦内部失和。

古典时代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皇帝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他们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希腊人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基本公正和突出呢？但是谁能怀疑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市中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受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戏剧

在希腊几个城邦里，戴着面具的合唱队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为了烘托戏剧表演气氛，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自由地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悲剧表演的开支都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对舞蹈、歌曲和对白做出回应——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其他大量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拥有流传下来构思故事的传统仪式优势，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发挥了作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或480年～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希腊人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如果它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这么做。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