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第2/4页）

安阳考古发现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量“甲骨”。这些是牛胛骨或龟甲壳，供那个古代社会的祭司参考，希望从中发现未来各种紧急问题的答案，诸如“天会下雨吗”和“蛮族人会发动袭击吗”等。作为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祭司们急于提高解释神赐予的各种迹象的技巧，有时甲骨同时记录着问题及其答案。他们以一种文字方式书写，这种文字是现代中国表意文字的直接祖先，以至于现代学者第一次发现后没有多大困难就认出了这些甲骨文。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上的简短记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维持了一小撮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为贵族主人制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耕作，在宫廷和贵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甲骨文的确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几个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现了，虽然他们的作用很少作明确规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类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况下，无法真正被揭示准确含义的符号可能是指祖先的灵魂。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人的情感，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周朝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来自中国西部现代陕西境内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精确性，这种传统历史把周朝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东周（公元前770～256），都城迁移到几乎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洛阳。

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对中国北部大多数地区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蛮族突然攻占了它的都城，打断了帝国直系继承体系，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次年，周王室后裔的一支在洛阳声称继承了帝国王位，因此，开创了东周王朝，但是没有恢复有效的中央权威。相反，各地诸侯为了争夺权力和优先权而发生混战，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战争之中。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变得越来越残酷，因为通过改进行政管理和作战技术，相互敌对的诸侯扩大和加强了势力。

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

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