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 （至公元前1700年前）（第2/8页）

此外，人们不久便发现，一块休耕地——被犁翻耕过，但是不种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够长出令人满意的庄稼来，因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杂草繁衍之前彻底铲除它们。因此，通过轮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个农民能够无限地在一个地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用犁翻耕过的土地没有刀耕火种者的处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统和便利的土地规划而有所弥补。即使使用锄头，毕竟树桩也严重阻碍了统一规划、精耕细作。的确，我们对田地的设想——相对平整、统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种单一种作物——就是耕犁的创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状和大小、转弯笨拙、不能适应森林地区的凹凸不平等特点，要求人类比森林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改变地貌。

由于同一块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块方形田地开始出现于中东各地。当这个现象发生时，中东农民经常发现，即使在没有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产出大量剩余粮食。在这种社会里，畜力已经开始有效地补充人力，少数人能够脱离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范围之外的地区产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不久之后，在降雨地区创立和维持文明社会形态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区。

因此，公元前3500～前2500年，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类，为文明大范围地传播到气温和降雨都适合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各个地区奠定了基础。

埃及文明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会形式的传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区，当时所知的技术才能维持专业人员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术和知识的开化水平能维持的话。苏美尔几条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备了这些条件。例如，约旦河和卡鲁恩河，它们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处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们都独自流入波斯湾，它们的两岸都兴起过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学家可能将在其他地区发现类似的河流和城市遗址。但是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变成堪与苏美尔，或同时兴起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的大规模社会的发源地。

直到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现在埃及学家同意，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掘的苏美尔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传统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前2850年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

苏美尔对埃及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影响虽然小，但是有迹可寻，这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波斯湾口的水手很可能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与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发生联系。苏美尔人熟悉的技术和思想对早期埃及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的生存环境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时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带轮的车辆、纪念性建筑物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它们都通过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调整而在埃及得到了应用。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