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第4/4页）

体乾于嘉靖间为给事中，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请追宿逋，增赋额。体乾独上奏曰：“苏轼有言：‘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敕诸曹，清革冗滥，减俸将不赀。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视内监片纸，如数供御，干没狼藉，辄转鬻市人，其它诸曹，侵盗尤多。宜著为令典，岁终令科道臣会计之，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赋，是扬汤止沸也。”于是部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从之。此等奏议，皆不可改移之论。国之强，政之理，财之裕，皆始于官之不冗。国家至以官职为安插不事事之人之用，则能事事者亦相率而怠废，官愈多，事愈废，俸愈无限制，岂徙财力有所不给，乃至无复政事可言，此治乱之龟鉴也。

《陈吾德传》：“帝从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已执奏，不从。此即《体乾传》中事。吾德复偕已上疏，此在体乾罢后。曰：‘伏睹登极诏书：“罢采办，蠲加派。”且云：“各监局以缺乏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时论奏，治以重典。”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市珠，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咸谓：“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迩时府库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忧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费数十万赀乎？政等献谄营私，罪不可宥，乞亟谴斥，以全诏书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锢刑部狱，斥吾德为民。”

《刘奋庸传》：隆庆六年三月，上疏言五事，其三言：“慎俭德。陛下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鳌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生财甚难，靡敝无纪。愿察内努之空虚，思小民之艰苦，不作无益，不贵异物，则国用充羡而民乐其生矣。”因帝不久即崩，而所嗜好者不过如此。且一鳌山之灯，历年见之谏疏，可见童心永不能革。疏人，帝但报闻，不怒也。而高拱以为风刺及己，由尚宝卿谪兴国知州。奋庸与拱同为裕邸讲官，拱以旧恩为首辅，奋庸久不调而持正论，遂遭拱忌。

隆庆六年闰二月丁卯，初十日。御皇极殿门，疾作，遽还宫。五月己酉二十五日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庚戌，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穆宗顾命之词，《史》以高拱著有《病榻遗言》一书，自述其身受穆宗殊遇，而遭忌于居正，为所倾。居正之倾拱自实，当叙人万历初朝局。至其述顾命语及其时日，考之皆不甚可信。今《病榻遗言》自有行世之本，《明史稿》颇采之，《明史》即不用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