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第6/7页）

自武宗大为不道，而士大夫犹补苴其间，所受挫折未甚。世宗英断，资质之可与为善，自非武宗所及，然终身事鬼而不事人。早年亦有意图治，《明实录》：万历初，张居正进讲文华殿时，言世宗皇帝嘉靖初年于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以知王业艰难。又命儒臣讲《周书·无逸篇》，讲毕，宴文武大臣于殿中。至其末年，崇尚焚修，圣驾不复临御，殿中徙用以誉写科书，表背玄像而已，昔时勤民务本气象，不复再见，而治平之业亦浸不如初。此可见当时政治消长之状。

帝又以坚僻怙过，拒谏立威，廷杖之事，习为故常。小小舛误，一申饬可了之事，亦用杖刑。摧辱言官，其忤意被杖者可想。三十二年元旦，以贺表语乖文体，逮礼科给事中杨思忠，于午门外杖之百，罢为民，六科宫各夺俸一月，以思忠初议孝烈皇后不祔庙，帝心衔之也。孝烈后方氏，崩于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议后主祔庙，自始固未有帝在而后先祔庙者，帝以皇考睿宗人庙，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祔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尚书徐阶言后无先人庙者，思忠亦主阶议，帝大怒，阶皇恐不敢守前议，遂祧仁宗，升祔孝烈。此皆非礼之举，而仇守礼之臣，又匿怨而假他微罪发之，益非人君使臣以礼之道。然用刑手滑，至次年三十三年正旦，又以贺表中失抬万寿字，诏锦衣卫逮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各廷杖四十，以此可知当时用威之滥矣。

明开国以来节俭爱养，藏富于民之意，久而不渝。至宪宗晚年渐不如昔，孝宗稍复前规，及武宗则不知祖训为何物，但祖宗所养之士，类以守法为事，武宗及其所昵之群小，尚不能力破纲纪。至世宗因祷祀而土木，糜费无限，遂开危亡之渐。《食货志·赋役门》云：“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余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人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征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又云：“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俭朴，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余两，明代币贵工贱，一殿用银至二千万余两，又有下文工食米万三千余石，岂不可骇？然《明史稿》文亦同，知非字误。夫祖宗宫殿朴俭，后世正当知美德所贻，况太素命名，更何得以雕峻污之？役工匠三千余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余石。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皆窃官银以媚之。给事中张原言：‘匠夫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蒙公室乎？’疏人，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料直百余万，车脚雇运三四十万。承天工役十余处，费亦数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亟，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又《仓库门》：“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谓之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仅百二十万。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人内库。金花银始于正统初，岁折漕粮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其前偶有折漕俱送南京供武臣禄，各边缓急亦取足焉。折色本色，均充国用，不生分别。正统改解以后，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余万外，余皆充御用，谓之金花银。正统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人内库。”

又《采造门》：“世宗初，内府供用，减正德十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沉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人澳，久乃得之。葡萄牙占澳门盖始于此。方丘、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边，遣使觅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人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绿石、绿撒孛尼石、红刺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石，无所不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