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第2/4页）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至死都留在教会里，但又从内心里赞成对生活和信仰应作宽容的解释。洛克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头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个暴君（头戴黑色宽软帽的）来滥施权力，那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派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派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洛克等人的观念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而言，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丢掉饭碗，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他有一批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执法长官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公元1683年的秋天。洛克只好前往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一直十分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扰。他很勤奋，在外的4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之一。在信中（按照他的对手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国家干涉宗教的权利。洛克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观念，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贝尔，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远离那个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16世纪成为奇特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的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应该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六等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为当地的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在一个七等公国中，他们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当地的男爵恰好是个信奉天主教的人）。

洛克分析说：“如果国家有权指定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不可能两种教派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坠入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一个人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在17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并非一个宗教形式，而是一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安全的阴谋，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所谓友好国家的国会摧毁。

因此，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要求他们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并非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倒回16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60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更迭，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公元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平静无事，高寿到72岁才与世长辞，成为备受人们尊敬的作家，不再是骇人的异端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净化气氛。

17世纪英国的政治纷争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当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偶尔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现存的教会，像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被戴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重重。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地维护宽容的文章，也不会身受惩戒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低俗之辈，低俗到跟监狱中的小偷差不多的地步。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他被专横地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安身之所。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方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大陆比旧大陆具有大得多的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