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第2/4页）

使加尔文暗自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年仅37岁便在苏黎世归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期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这个侄子不仅继承了叔叔未问世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过叔叔的塞尔维特的热情追随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四处游逛。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50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好的神学问题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意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坚信，如果对手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谋杀对手或发脾气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在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虽然司空见惯，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比较罕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访了日内瓦。但他好像没有去拜访当地的主教。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卧病在床，索兹尼家族的人来访，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这位太太为结婚欢庆了几天之后，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的白话文，还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作品来看，他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这样的人都天性谨慎。其次，他的收入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托斯卡那的地方当局曾经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题目时，只要不过于胆大妄为就行。于是他使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传阅一遍，他们认为比较安全时，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他那本论述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某些贵妇的私人医生，入赘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

那个时候，南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夫把这片沃土变成了一个繁荣有序的小国家，这里设有城市、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与他们相隔十几米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

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谬误”思想的传播还轻而易举。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即使由国会其他全部议员都支持的法律。

没过多长时间，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推行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地倾向于另一种理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理念。

随着这一发现，出现了对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进行的非神圣的掠夺，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一直靠这种“间歇”拖延人们的思维时间。在这期间，所有权力机构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机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这些教堂遍布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