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第2/3页）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做过一件事：出巨资找人印刷共产党希望传播的书籍《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供人借阅。

杜月笙和共产党的交情还不只这些。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给共产党军队买过不少通信器材。因为日本军队卑鄙的毒气战，杜月笙还专门花钱买了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汉年经手，送给八路军。

但这些举动，更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过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在这场政变中，杜月笙是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政变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杜月笙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总是穿青布长衫，再热的天，第一粒扣子也不会解开（传说他身上有文身，做了文化人，不愿意让人看见）。

但当年做起这类事，杜先生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那么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呢？

杜月笙其实一直对国民党有求必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杜月笙也是颇为“尊重”。

在酒桌上，别人来敬酒，蒋介石都是坐着的。但杜月笙来敬酒，蒋介石是要站起来的，还要说一声：“杜先生。”

1931年，杜月笙花50万大洋建的“杜氏祠堂”在浦东高桥落成，万人空巷。但最让杜月笙有面子的，是那天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胡汉民、孔祥熙，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和上海市市长张群，全都送来祝贺匾额。

只是，“尊重”是有代价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已经没有租界存在的上海，也就不再需要黑势力的“斡旋”。对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已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前面说到的在上海北站打出标语的吴绍澍，并不是小人物，他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而他之所以敢打出“打倒杜月笙”的标语，是因为他背后站的是蒋介石。

1949年7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杜月笙为“时代渣滓”。虽然蒋介石后来专门派人道歉，但杜月笙还是对门徒强调一句话：“那些政治大官，其实当我们是夜壶。晚上尿急了，想到用我们。用完了，一脚踢到床下去，嫌我们又脏又臭。”

杜月笙有一点，直至今日，历史对他的评判是完全一致的——他懂民族大义。

抗战期间，杜月笙有一个头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他从没有把这个当作虚衔，而是切实设立了很多医院，救助了很多伤员，钱不够，就动员募捐，募捐不够，就自己贴钱。

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各种通路基本都被封锁。杜月笙一声令下，筹集五卡车物资，冒死送到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确实是杜月笙体现民族大义的高光时刻。

作为“上海皇帝”，他曾放出一句话：“如果日本人敢利用租界进攻中国军队，我杜月笙在两个小时内毁灭租界！”

话虽然狂妄了，但杜月笙真的愿意去做。

他自己先捐出了5000把“快慢机”（手枪），然后在戴笠的鼓动下，以自己的门徒为主，组成了1500人的别动队，直接就和日本军队干上了。

可以想象，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队伍，和荷枪实弹的日军交火，是怎样的一种狼狈，但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淞沪抗战后，为了阻碍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的追击，杜月笙率先下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长江江面凿沉。一看杜月笙带头，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收买当时的“上海黑帮三巨头”。张啸林直接做了汉奸，黄金荣不肯，但舍不得产业，只能虚与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上海，避难香港。香港沦陷，日本人再度诱惑，杜月笙直接启程前往重庆。

1949年，到了杜月笙必须要抉择命运的时刻。

一方面，蒋介石再三发出邀请，请他去台湾。但1945年后国民党对他的种种冷遇，已让杜月笙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保证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自思很难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