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箭在弦上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

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