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8]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9]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13]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