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道德。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29]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0]荀子主则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1]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32]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3]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34]

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当然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