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月亮山（第3/4页）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的茅篷（草堂）。8世纪卢鸿作。这是画者隐居嵩山时创作的十幅画作中的第一幅。嵩山是终南山最东面的支脉。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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