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举世皆浊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其糟而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八百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薇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