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爸爸（第9/12页）

舞厅一天收入四五千新台币，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却不够挥霍。他那时手下已经有了一帮小弟，开销大，人人都吸食大麻。

地下舞厅的环境鱼龙混杂，阿宏接触的人五湖四海哪里的都有，磨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

他不甘心只挣小钱，开始贩枪。

一把左轮手枪进价十万元新台币，倒手就能再挣上十万元。上家老大需要交人充数，他被警察钓鱼，锒铛入狱。

出了这样一个逆子，家人绝望了。家人不明白，吃斋念佛怎么换来这么个结果？阿宏阿宏，我们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到底欠了你什么？你是来讨债的吗？

家贫，砸锅卖铁也救不了他。

任他去吧，只当是没生过这个孩子。

贩枪是重罪，势必重判，阿宏的人生毁了，这几成定局。

没承想，几天后阿宏被捞出来了。

邻居大伯当时是“国大代表”，有些能力，他从小看着阿宏长大，于心不忍，故而自掏腰包上下打点，花了近百万元捞出阿宏来。

阿宏被直接送进兵营里避风头，他岁数到了，该服兵役了。

家里没人去探望他，这个混世魔王既然命数未绝，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大伯也不接他的电话，还有什么好说的？众人皆已仁至义尽了。

那笔钱他没机会还，他当兵的第二年，大伯死了。

大伯临终前专门召回阿宏：钱不要还了……我要死了，以后没人再帮你了……别再犯错了，乖一点儿吧。大伯挥挥手：你走吧。

他不想再看到这个让人失望的孩子了。

一瞬间，阿宏懂事了，他跪到床前，痛哭流涕，悔恨翻天覆地席卷而来。

磕头如捣蒜，他泣声嘶吼：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他泪流满面地问：晚了吗？晚不晚？我现在知道错了晚不晚……

他从小坏到大，临近成年时才知错了。

不停地磕头，不停地问，问自己、问旁人，无人应声，没人回答他。

有人把门打开，示意他离开。

叛逆的青春好似一本必须完成的暑假作业，做完了方能升入下一学期。

每一个叛逆的孩子都一样——不论需要浪费多么漫长的时间用来彷徨，终归可以遇到几个瞬间用来成长。

浪子回头，阿宏决心不再走偏门。

他想挣钱，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养活家人，弥补家人，他想赎罪。

退伍时20岁，阿宏独自一人走在忠孝东路四段，边走边思考，走着走着，发现了满地的钱。

台湾的经济正在起飞，整条忠孝东路却全是破旧的老房子，台湾的房子产权私有，政府不可能拆，但将来一定会改造——光这一条街的外墙改造，工程量就大得惊人，同样也有利可图得惊人。

于是，阿宏20岁时入行建筑业，梦想着靠改造台北的老街挣大钱。

这番雄心壮志持续了很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结果他妈的忠孝东路过了二十多年也没改造过，当年多破现在还多破。

改变不了忠孝东路，却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己。

他逼着自己沉下心来过日子，21岁结婚，为了让家人安心；22岁生子，为了让老婆安心；23岁代理建筑材料，逼着自己创业；24岁领着整团的客户隔山跨海去欧洲考察，一个人跑前跑后累到吐血。

他死命打拼，想弥补往昔造下的孽，却依旧在无数个午夜无法入眠。

悔恨历久弥新，硌着他，针灸着他。当初怎么会那么无知那么浑蛋，怎么伤过那么多人的心？若青春能重新来过该多好，若能从一开始就当个好孩子该多好？

他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安眠药最初吃一片，后来是一板，一吃就是许多年。

多努力一分，家人的衣食就多一分保障，这成了他的信念和动力。

圣谚满5岁时，阿宏27岁，他把生意做到了海峡对岸。

深圳宝安、珠海、武汉、上海、北京、长春、大连、西安、苏州、昆山……为富士康盖过厂房，给华硕电子搞过土建。当年中国大陆对外只开放了两张一级土建资质的证照，他的公司是其中一家。

建筑行业之外，他还给大陆数家五百强企业当过董事长顾问，负责风险管控。人家商务谈判时，他坐在一旁听，从不发言，只私下递字条。他从小坏到大，坏得炉火纯青，对方若在谈判时玩儿猫腻，往往被他一眼识破。

和其他乐不思蜀的台商不同，他回台北的次数简直太频繁了，不是回去处理业务，只为了多点儿时间陪伴家人，圣谚慢慢长大了，他要回去陪圣谚。

他深恐儿子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殚精竭虑地扼杀一切不良的可能性，他深知苛刻和斥责会适得其反，于是用自己鬼马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影响圣谚。

阿宏尤其在意圣谚的金钱观，用尽鬼马的方式培养他抵御天上掉馅饼的诱惑，每个买给圣谚的礼物，他都只借不送，不希望儿子养成走捷径不劳而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