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大乌苏（第8/12页）

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

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

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千里江陵一日还。

机场的到达大厅外，马史停住脚步，龇牙咧嘴地站着，乖了快30年，第一次叛逆就玩儿得这么大，家里人会怎么想？

找借口吗？找撒借口呢？说回来给爸爸送鞋……他摸摸背上的包，那双3000元钱的意大利手工皮鞋盒子棱角分明，硬得硌手。爹又不傻，这不年不节的忽然跑回家送鞋，板上钉钉得挨亲爹一顿踹，能晚一分钟就晚一分钟吧……

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声闷响，马史屁股上猛地挨了一记重踢！

半身冷汗涌出，毁了，爹得到消息了！爹在家等不及了，直接撵到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行家法来了。

这光天化日的，一个快30岁的大小伙子被老父亲当众暴打，太太太丢人了……

雪上加霜的是，脚上要死不死穿的是双运动鞋。

完了完了完了。

他一寸一寸地艰难回头……

……一头风尘仆仆的矮胖子亲热地站在背后，背上一只空空的行囊。

胡子拉碴的矮胖子亲热地喊：

马屎，我是羊粪啊！

下一秒钟，矮胖子被一个扫堂腿放倒在了地上。

胖子躺在地上亲热地喊：哎呀马屎，你终于不穿皮鞋了！

（六）

回了新疆的马史，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马史导演的父亲没有打他，老了，打不动了。大门紧闭，马史见不到他。

送给父亲的那双意大利手工皮鞋搁在门边，一段时间后再去看，落了一层的灰。

作家杨奋陪他一起敲门，依旧是敲不开。

那应该是马史一生中最抑郁的低谷期，像一碗坨掉的拉条子，又蔫又凉。

家门不得而入，事业完全没影，从一个京城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坯子，沦落为连不孕不育电视广告都接不到的失败者。

被人说中了，资源少机会少，处处碰壁，一头的包。

也不仅仅是资源少，很多时候甲方和他第一轮接触后，都会诧异：按照资料提供的资历履历，这不是在北京混得好好的吗，咋回新疆了呢？是不是别有隐情？

马史试着解释：我只是想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

甲方们耐人寻味地彼此看看，几个哈哈一打，合同也就不签了。

偶尔也有签成的合同，干完一单得罪一票人。

他太较真，拍个商业微电影都拿出冲击戛纳的劲头，不计工期不计成本，搞得制片主任人前人后地骂：×，拍个空镜还非要去一趟慕士塔格，以为自己是王家卫还是张艺谋，犯得着吗？

演员也叫苦不迭：动不动就NG（No Good的缩写，不好），咋这么难伺候啊！

最后甲方也毛了：马导，这里不是北京，要求没那么高，咱们拍的是商品，不是艺术品，你意思意思就行，片子能拍出来就行……

他嘴上嗯嗯啊啊地答应，但人一坐在监视器前就魔怔，不精雕细琢不罢休。他是真喜欢拍片子，并把其认知为享受生命的美妙方式。但他那时并未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很多人而言，理想主义的认真，往往是一种低能的错。

对立于理想主义的是实用主义。

在实用主义者掌握资源配置权的社会里，口碑二字极重要，不遵循世俗成功法则的人不会有好口碑，一旦被定位成理想主义的怪胎，紧接着就会沦为笑柄，继而被孤立，继而沉沦水底。

总之，在乌鲁木齐不大点儿的影视圈，马史当时的口碑是：一个勺子（新疆方言，傻瓜）。

能力再强功力再高，也是个勺子。

我认识马史时，他蓄了一脸的胡子，已经很久没有接活儿了。

我第一次和他握手时，他眼泡浮肿，脸皱得像奶疙瘩一样，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陈年酒糟味儿。他上下调整着胳膊的角度，晃了半天才捉住我的手。

脸凑过来，吐气如兰，他问：您是……哪行发财的？

我说我我我是个写书的，他说哦……

过了一会儿，手又伸过来了，他问：你……你是干撒的来着？

这种车轱辘话，他一顿饭能说上20多回，对于一个醉鬼来说不算太多。

他那时和作家杨奋租住在乌鲁木齐七一酱园后面的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相依为命，相爱相杀，一起吃一起睡一起醉，除了新疆和电影，他那时还亡命地贪恋上了夺命大乌苏。

酒入愁肠愁更愁，满地空酒瓶，故乡新疆和那个导演梦都沉在瓶底，触手可及，却咫尺天涯。

是走是留？想和爸爸通个电话，却永远是忙音……他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懒得和人交流，摇摇晃晃地站在抑郁症的边缘。曾经前途无量的导演马史，如今成了个沉默的扎巴依（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