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氏的作品[1]（第2/3页）

《少年》这篇作品，与作者下一篇作品《帮闲》骨子里的东西相同，当来自他人的侮辱到达极致，反而会使他感到一种痛切的娱乐性的安慰，这一病态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毫无遗憾的解剖。将前面提到的肉体上的恐怖和对于这种屈辱的病态性的狂爱合在一起，谷崎氏把自己的作品做成了达到极致糜烂的颓废艺术的最好范例，可以说已经是颓废的艺术。那么，对于令人对这位作家的人格、思想感动的背后所盘踞的所有遗传性过去文明的烦恼就无须再作说明了。

谷崎氏作品的第二个特征是完全都市化。正因为从江户到后来成为东京的都市是他思想的故土，所以从广义上看，他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乡土性的。有无乡土的精神，对于几乎所有的近世艺术而言，具有何等重大的关系，吾人只要看看瓦格纳、易卜生[5]、格里格[6]、邓南遮[7]的作品就会明白。说到身为都市人的谷崎氏的作品，令人特别感受到都会这一点的，吾不能不想起上田敏先生在《漩涡》一作中的一节论述，因为它可以强有力地证明谷崎氏作为一位文学家的优秀人格。《漩涡》第八回的结尾处这样说：

憧憬之情令春雄（《漩涡》主人公名）羡慕这个异邦之美以及自然的变化，同时也让他深深感触到都市的复杂趣味及乡土精神。我斗胆在这里说说乡土精神。无论如何这绝不是什么地方和农村的独占物，文明的气息会传播到城市，并深深沁入都会。被洗练、陶冶、琢磨过的都会人的生活是有节制、有训练的，而且其平静的内里还出人意料地有着热情，有着执着。它会从人们的语言、姿势、交际、风俗中自然表现出来，形成所谓的都市风。在具备敏锐直觉的同时，又具有公平地观察事物两面的能力，对于人生持有大气态度，不做空欢喜、沮丧、狼狈等丑陋的举动。移居民的第一代、二代之所以难以模仿的这一精神状态，是因为要具有能够忍耐敏锐神经活动的心灵，才会发现都市美的光景和人情。

都市人以观察艺术家雏形的眼光去观察人生。把同情、透彻、冷静、情趣等一看相矛盾的两个极端的事物巧妙地加以调和，这就是集中了一国文明之地所产生的庇护。无论积累多少知识，进行怎样敏锐的观察，这对于没有过去文化传承、没有传统可言的地方的人们将是一种无法模仿的艺术。春雄有幸的是生长在没有与德川文化绝缘的家庭中，也没有受到今日的干燥无味的教育之戕害，他了解其诞生的都会，且足够热爱它。云云。

谷崎氏正是这么一位“了解其诞生的都会，且足够热爱它”的都市人。这部作品之所以贵重，完全在于这都会之处，其作品对主要题材的把握，从说话的顺序、形式的整理到一字一句遣词造句的选择，全部充分体现了他的特征。

谷崎氏是文艺上的一位奇才，他把由其特殊境遇、修养、天赋的性情造就的新时代的特别个性的感激、自身不为人见的以往文明遗传的实力，依靠不可思议的机会，将其结合、融汇在一起。吾听到有一位批评家以谷崎氏的创作《少年》为例，说他似乎赶上了泉镜花氏。在吾看来，谷崎氏的都会风格和镜花氏的江户风格完全是不同种类的另类倾向，是不可放在同类文学中进行论述的。镜花氏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江户情调完全是从浪漫的构思改编产生的，作者的意识和憧憬有时会强行将读者引入这种情调之中。然而，对于谷崎氏而言，都会直接就是其内在的生命，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他的艺术根基。他的都会性质不是浪漫主义的，也不是一种憧憬，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因此，即便两位作品中有时取材方面会出现某种类似，但他们的作品整体完全是不同种类的，不可做出同一的评论。各自的价值要分别进行个别的考察。

最后，应属谷崎氏的作品特征的，是文章的完整性。现代日本文坛，在“为了人生”的口实之下，完全排除了文学创作中的一大要素——文章的写作，吾现在再提这一议论，或许会招致耻笑。

但是，在吾看来，那些尚未能在词句、文章、语法上成熟的文学作品，正如乔叟[8]以前或以后的英国文学，又像马莱布[9]改革的法国文学那样，无论那是多么杰出的东西，都将是只具有为引起下一时代到来的完成品之前，预备时期的一种半成品价值的东西。如今从那些原始的作品处翻个个儿，接触到谷崎氏的文章，就会产生犹如走过河边卸货场后进入宽广公园一般的心情。

谷崎氏宛如《刺青》的主人公在女人的肌肤上一针针刺入刺青一样鲜明地描写物象，有时会令人感到其是否有点儿带有夸张的癖好。然而，他文章的美绝不是靠修辞等雕虫小技，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感激，我们只要看看他在《帮闲》中对于隅田川的描写就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