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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她说，“短发？”

“是短发，但也不是很短。”

“您是金发还是棕发？”

她令我不爽，因为我的头发是脏脏的棕灰色，但是我不能这么说。

“栗色的。”我对她喊道。

如果这让她不高兴的话，那跟我对她说实话也没什么差别。现在想来，我更喜欢那个车子抛锚的小子。

“这有点不太好认，”她说，“不过我会认出您来的，您到时候夹着一份报纸如何？”

“什么报纸？”（她真是过分，我从来不读报。）

“《新观察者》如何？”

“好的，我会带着一份《新观察者》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报纸，不过我肯定会找到一份的。）

“好的，那明天见了，吕西安。”她说。在挂断电话之前，她还补充道：“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极了！有些人总能轻易地这样说，而我从来都说不出来。有一堆词我都无法说出口，比如“有意思”“令人激动”“充满诗意”“灵魂”“痛苦”“孤独”等等。非常简单，我就是说不出口。我很惭愧，就好像这些词和脏话一样很下流，就像是“我操”“他妈的”“我呸”“贱人”等等。

第二天上午，我去买了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黑色套头衫。售货员说我穿得很好看。但是我总觉得非常不习惯。我还去了趟理发店，理发师向我推荐了一款染发膏，我就让他做了，深栗色，管他呢，要是失败了我就不去了。最终染得很好。现在我有一头漂亮的栗色短发，只是我依然很不习惯这样。

我回到了家，看着镜中的自己，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那个陌生的人，也在看着我。我非常不爽，他比我好看，比我年轻，可他不是我。我没他那么好，我不漂亮、不年轻，可我习惯了。

现在四点差十分，必须要出发了。我迅速开始换衣服，我又穿回了原来的那套褐色灯芯绒衣服。我也没买《旧观察者》。四点一刻的时候，我到了咖啡馆。

我坐了下来，开始四处观望。

服务生来了，我点了一小杯红酒。

继续四处张望着，我看见四个正在玩牌的男子，一对视线放空、百无聊赖的情侣。另一张桌上，我看见了一位穿着灰色百褶裙，浅灰色衬衫和黑色马甲的女子。她还戴了一条三串银链子相扣的长项链。（她没和我说她会戴项链。）她面前，有一杯咖啡以及一本红色封面的书。

因为距离比较远，无法看出她的年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很漂亮，非常漂亮，对我来说太漂亮了。

我还看到她有双悲伤的美丽的眼睛，眼底带着某种寂寞。我想去赴约，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穿的是我之前那套灯芯绒的衣服。我去了趟厕所，朝镜中的自己瞥了一眼，我的栗色头发让自己觉得不知所措。我同样也为想要去赴约的冲动而感到羞耻，去走向“那双悲伤的美丽的眼睛，眼底带着某种寂寞”，这不过是我愚蠢而任性的想象罢了。

我又回到大厅里，我坐到一个离她很近的座位上，好好地看着她。

她没有看到我，她在等着一位夹着报纸，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黑套头衫的年轻男子。

她望了望咖啡馆里的时钟。

我一直紧紧地盯着她，这可能惹恼了她，因为她叫来了服务生准备付钱。

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像美国西部片里那样。一个年轻的男子——比我要年轻——走了进来并在弗洛朗斯——加朗斯的桌子前停下。他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的套头衫，我几乎有些吃惊他怎么没配手枪和马刺。他还留着齐肩的黑发，漂亮的黑色络腮胡。他看了看四周的人，包括我，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说了什么。

她叫道：“马塞尔！”

他回答说：“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是记错了一个数字。”

“你在等人吗？”

“不，没有。”

然而我却在那里，她刚刚就是在等我，但是幸运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也不可能去告诉他们。

尤其是当马塞尔说道：“那么，我们走吧？”

“好的。”

她起身，他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