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村上春树及其他（第2/2页）

据说李陀先生也是村上的著名粉丝。我看他前阵子在批评林达，把林达和琼瑶联系在一起，视为肤浅的代名词。我看过以后有两个感想，首先，唯有林达这种看似鲁莽却充满实干精神的自由主义才能真的刺到左派的痛处；其次，就三观而论，琼瑶似乎比村上更健康一些。在琼瑶那里，男女双方至少是默认要在精神上保持对等的，要互相进步，虽然他们必然在经济上不对等。而在村上那里，看似对女性无限尊重，其实女性是完全没有精神存在的，她们大多数情况下只作为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前任，用来让男主人公怀念，以此作为最好的借口，拒绝与现任发展除了性爱之外更深入的关系；一种是现任，用来安抚男主人公失败的人生，作为温顺的性爱伙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留后患。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失败者的人生，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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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倘若我对村上还有一丝尊敬，那因为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还一直是一个勤勉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村上并不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外国小说的“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地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曝家底的事情，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

此外，就像昆德拉的文论胜过其小说一样，当村上在谈论写作这回事的时候，会有一些看似平常却相当有力量的洞见。

比如说，他认为小说家乃至每个人的所谓“自我”应当是隐形的，它隐藏在针对类似炸牡蛎这样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的开放式谈论中，“我谈炸牡蛎，故我在”。村上笔下一些人物具备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其实也正来源于此，他们自行其是，并不受制于小说家的判断性描述；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些人物之间的重复性也正与此有关，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炸牡蛎还是炸虾丸炸肉饼，他们谈论的方式都是相似的。

村上的英文很好，且痴迷音乐，这两个因素渗透到他的小说写作中，帮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与生俱来的惰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这可以令人想到德勒兹引用过的普鲁斯特的话，“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当然，对今天已习惯于欧化表达的中文写作者而言，更有效的追摹方式，不是跟着翻译里面的村上腔亦步亦趋，而是不妨把这里所说的“外语”，理解成古典的汉语文言。此外，村上认为“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这个我觉得说得也很对，“生物之以息相通也”，艺术和生活中最简单动人的表达和传递，都是在节奏和气息上的。他又引用爵士钢琴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话：“所谓新的乐音，是哪里都不会有的。请看那键盘，所有的乐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实实把意义注入一个乐音，它就会发出别样的乐响。”

这意义，也即每个小说家致力表达的独特之物，当然各自不同。对村上自己而言，他将之概括为：“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么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读者多半喜欢这样清楚简洁的形容，虽然评论家难免觉得有些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