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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等到记忆真的恢复以后，情况却并非如此。我首先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地上，那个悬在我身体上方、挡住光线的东西是前门：它被别的瓦砾绊住，悬在离我身体几英寸远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身上从肩膀到膝盖都是一片青紫，就好像是被它的影子打了似的。顶到我腮帮上的拳头是门上的瓷把手，它撞掉了我的两颗牙齿。当然，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我从门下面爬出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我向地下室里喊了几声，但是里面没人。透过被炸坏的门道，我可以看到外面灰色的晨曦，产生了一种从被炸毁的门厅一直向外面延展的空旷感：我意识到，一棵曾经挡住光线的大树完全不在了——连被炸毁的树干的痕迹都没留下。很远处，警报员还正拉着防空警报哨。我向楼上走去。第一段楼梯被埋在一尺深的灰土里，扶手也没有了，不过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房屋并未真正严重受损：被炸弹炸了个正着的是我们邻居家。我房间的门开着，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能看到萨拉。她下了床，正趴在地板上——我想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她看上去年龄小得荒谬，活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我说：“这颗落得可够近的。”

她很快转过头来，惊恐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经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满了灰土。我的头发也因为落满灰土而变成了白颜色。我的嘴上和两颊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说，“你还活着。”

“你的口气听上去很失望。”

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去找衣服。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能走，过一会儿肯定就会拉空袭警报解除信号了。”

“我得走了。”她说。

“两颗炸弹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不过此话是脱口而出，说时不假思索，因为这是一种常识，事实经常证明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