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戏：给深爱的你 13（第4/6页）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帘整个拉开，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处不胜寒，天上清冷，人间却有万家点上明灯。

　　窗外或近或远的公寓楼如新笋一般矗立，每个窗户都透出暖光，每一处光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最温暖的单位。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庭？

　　从离家开始，我就刻意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聂亦，不去想雨时，不去想我爸我妈，不去想我的每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我才能义无反顾走下去。

　　这场逃亡并不是为什么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离开，且早和晚都有时限，晚是一个月后，也许是一个半月后，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生了病，这场病很隆重，为它我已经挣扎了近十个月。

　　半小时前的谈话里，我和阮奕岑说起人体冷冻技术，他说那太不可思议，的确，在我生病前，我也觉得那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词。

　　真是有趣，我从来搞不懂聂亦研究的那些科学命题，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竟突然变得可以有交谈的话题。

　　我的病源于基因缺陷。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这几个字的含义，它为什么将我的身体变得这么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浅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体里打下的地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长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座长城，长城后还有一支军队，抵御着想要伤害我们的病毒和细菌。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人体免疫系统。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稳，今年二月，建于其上的长城第一次崩溃。

　　阮奕岑问我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请到顶级专家进行会诊。

　　每次的会诊聂亦全程参加，他们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却无法攻克，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给这疾病命名。专家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展，赶不上长城的崩溃速度，免疫系统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导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活下去，只能通过药物杀菌补充免疫力，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须，但大剂量的抗生素本身也会伤害我的身体和脏器，导致免疫系统的进一步不稳。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恶循环。

　　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聂亦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美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聂亦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情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捧着电话良久才能出声，我问他：“您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沉默半晌，说：“我妻子去世时我也以为我能救她，将她禁锢在病床上，最后她死在我怀里，说很遗憾没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亚的红杉。”

　　在和肯特通话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做了决定，假如这一趟人生旅程即将走向终点，聂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有点儿困难，如果有肯特的帮忙，会轻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拨通肯特的电话，跟他说，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潜水，拍摄冰下的白鲸。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潜，因为太危险，从前身体健康时聂亦就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