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老大哥的道具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必须先略过万得福如何在一日一夜寻找那六位老者而不遇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万熙涉及血案的经过，而先将我老大哥这一部分的线索交代清楚。

对于一九七年左右的漕帮大老们来说，无论张世芳或张翰卿这两个名字只不过是他们手底下数万帮众之一而已。可是对我老大哥来说，在帮这个身份非比寻常—不像家父，只是在离乱生涯中曾经利用一个光棍的招牌让自己平凡的人生过得更顺利，也就是更平凡一点的意思。

就在家父前去参加本村新春团拜摸彩的那个早上（那也许是在一九七或一九七一年初罢），老大哥告诉我这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弟弟不该知道的许多事情。

老大哥先向我解释了半天：漕帮不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坏蛋组织，甚至所有的帮会都不应该是为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成立的。但是就像任何组织一样，里头总有些坏蛋；坏蛋一多，坏事就做起来了，帮会的名声就搞臭了。他接着向我解释：叔叔—也就是家父—成天价劝他退伙出帮，不是没有道理；一见他来家便锁门关窗，也不是没有缘故。说穿了，就是他看过帮会里不安宁、不平静的一面，厌倦了、害怕了，或者说为了老婆孩子而不喜欢帮闲涉险了，看着原来的兄弟伙伴也总觉着眉目可恨起来。“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事，是什么人有个什么想法儿的意思。”老大哥说。

然后，他告诉我，在帮的前辈常讲些掌故，他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这漕帮的来历的。话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户部侍郎，姓罗名清，是甘肃人。这罗侍郎后来辞了官，皈依佛门，供奉一位碧峰禅师为师。碧峰禅师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净清。从此佛教里有了罗教或者称作清门的一派。流传到江苏，就叫大乘教、无为教。流传到江西，就叫三成教、大成教。总之是佛教的底子，又掺合了些道教的仪式和道理，传下了四经一卷，分别叫净心经、苦工经、去疑经、破邪经和泰山孤卷。信罗教的人有的吃素念经、有的吃素不念经、有的念经不吃素、有的经素两免。到了前清康熙年间，清江地方的漕运夫役组织了粮米帮。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船民丁也起而仿效。他们之中有水手、有舵工、有扛米的苦力、有拉纤的子。无非是极为贫穷的家庭出身，既无恒产，亦无惯技，只能卖卖粗力气，随船过着南来北往的流浪生活。这样的人既组成帮会，便自然而然要替这帮会制造一个神话的来历，以广招徕。于是他们看上了罗教这个既佛又道、不僧不俗的宗派。从此，粮米帮兼具了职业工会和宗教组织这两个性质。

不过，据我老大哥的叙述，他宁可相信这漕帮起源时期的第三个性质才是最重要的。

清代漕粮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运往北京通州各仓，供应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禄。每年由八省经漕河运道入京的船数，大约在六七千艘左右。每艘船由一名卫所军士领运，他的头衔叫旗丁，形同船长。旗丁再负责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纤夫、扛工等。这些人力的总数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余万。每年这为数十多万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时间，约在八九个月左右。但是除了获准有限额地携带一点免税土产至沿途各地贩售、赚点蝇头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银”—也就是正式薪水—却少得可怜，不过一二两到三四两白银之间。即使在道光年间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银”也不过在十两银子上下，可谓清贫如洗了。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结合起来，其实有经济上的动机—他们可以集众人之资，从事小规模置产营利的活动。用我老大哥的话说，就是：“像婶婶标会一样。一个人耍的是小钱，一百个人耍的就是大钱了。粮米帮上一个人是光棍，十万个人就是大爷了。”

漕粮运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上。可是其余的三四个月里，这些出身各省的贫穷苦力又该如何栖身呢？最初他们大都流落港市街头，捱不过饥寒而瘐死客地的大有人在。后来出了三个罗教徒，分别是江苏武进人钱坚、常熟人翁岩和杭州人潘清。这三个人在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聚集了一批罗教信徒，斥资建了一座小庵堂。庵堂里供奉了佛像和罗祖净清法师的塑身，除了让人前来上香膜拜之外，到那漕船回空的三四个月里，还提供简单饭蔬和被席，让漕帮里的人丁食宿。这个设施给许多舵工水手带来了启示：他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不同的水陆码头盖庵堂、供佛像，平日酌收香火钱，到回空期供帮中人丁膳宿。至于帮中人丁则仅需缴纳微薄的供养钱，雇一两个长期看管庵堂的人手。那么，非但漕船回空期间帮众彼此有个照应，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就庵堂附近觅一空地掩埋，不致暴尸旷野，变作荒鬼孤魂。我老大哥接着打了个奇怪的比方：“这就好比说，叔叔婶婶离了老家、投了军，跟着部队上了台湾来。自己混生活，不如大伙儿一道混生活，这就好比当年漕河粮帮里的爷们儿一样，算是入了教了。入了教，教亲要彼此帮衬。苦虽然苦一点，可是教亲终究是教亲，有苦大家一同吃，有难大家一同当。你好比说住罢，住这眷村；你好比说吃罢，吃这眷粮。破瓦泥墙、粗茶淡饭，这和从前咱们帮里的庵堂没有什么两样，可大家伙还是一般快活。这么说你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