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第2/42页）

此时詹米身在何处，这点很难说。爱丁堡是他发表文章的地方，他有可能在那儿，但也很有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如果找不到他，我可以去拉里堡，他的老家。无疑，他的家人应该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他还有家人的话。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让我一阵心寒，我哆嗦了一下。

我想起每天早晨从停车场走到医院路过的一家小书店，一度曾经销售过海报。最后一次离开乔的办公室的那天，我看到几张令人目眩神迷的样品。

“今日是你余生的开始。”其中的一张印着这行字，一只模样愚蠢的小鸡从蛋壳里傻傻地伸出脑袋。另一扇橱窗里的另一张海报上，一条毛毛虫正顺着花枝向上攀爬，花枝上方飞腾着一只绚丽的蝴蝶，下方的格言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意识到，老掉牙的俗套之所以这么烦人，正因为它往往是对的。我放开了那棵花楸树，开始朝着山坡下我的未来出发。

从因弗内斯到爱丁堡的车旅漫长而颠簸，一辆大马车里，同我脸贴着脸挤在一起的有其他两名妇女，其中的一位带着个怨声载道的儿子，另有四名身材与脾性各不相同的男士。

格雷厄姆先生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矮小而活泼的年长绅士，他在脖子上挂着一袋樟脑和阿魏，把整车厢的人都熏得泪眼迷蒙。

“这个对祛除带有流行感冒的邪恶流液相当有效，”他向我解释道，一边拿起那个口袋在我鼻子底下轻轻摇晃，像摇着一个香炉，“秋冬季里我每天都戴着它，都已经有近三十年没生过病了！”

“太惊人了！”我礼貌地感叹道，竭力屏住呼吸。他的话我并不怀疑，兴许就是这股气味将所有的人拒之千里，于是病菌都对他鞭长莫及了。

相比之下，这药在小男孩身上的效果就远不尽如人意了。自从小少爷乔吉对车厢里的气味做了几次未加遮掩的高声评论后，他便被裹在了他母亲的胸前，此时他向外张望着，脸色颇有点发青。我密切地关注着他，并同时关注着对面座椅下的那把便壶，以备不时之需，助此二者迅速找到彼此。

我猜想这把便壶是为恶劣天气或其他紧急情形准备的，因为一般来说为了女士们文雅的需要，马车会每过一小时左右稍作停歇，这时候全车乘客则好似一群鹌鹑般四散着进入路边的植被之中，即使那些不存在大小便需要的人，也很需要从格雷厄姆先生阿魏袋的恶臭里寻求解脱。

换了一两次座位，格雷厄姆先生发现他在我身边的位子被华莱士先生占了，一个胖胖的年轻律师，刚在因弗内斯处理完一位年迈亲戚的遗产，准备回爱丁堡，他这么向我解释。

对于他从事的法律事务，我的兴趣远不如他本人，但此情此景下，他显然被我吸引的事实也算让人欣慰，于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袖珍的象棋棋盘摆在膝盖上，我便与他开始对弈，消磨了几个小时时间。

期待着即将在爱丁堡遇见的一切，我的注意力既没有集中在旅途的不便上，也没有专注于复杂的棋局。A.马尔科姆这个名字不断回旋在我的脑际，犹如一支希望之歌。亚历山大·马尔科姆，这必定是詹米，显然必定是他！詹姆斯·亚历山大·马尔科姆·麦肯锡·弗雷泽。

“考虑到卡洛登之后高地叛党的遭遇，在爱丁堡这样的地方使用化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罗杰·韦克菲尔德这么向我解释，“尤其对于他——毕竟他是个被定了罪的叛徒。而且看样子，他好像也习惯成自然了，”他的口气有点挑剔，一边审视着那篇批判税法的文章潦草的手稿，“就当时来说，这简直就是煽动叛乱。”

“是啊，听上去很像詹米。”当时我这么冷冷地一说，但内心着实在狂跳不止，眼见那与众不同的散漫草书和其中措辞大胆的评述。我的詹米。我拨弄着裙子口袋里硬硬的长方形小包，琢磨着还有多久我们才能抵达爱丁堡。

天气一直反常地好，除了偶尔的细雨之外，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用不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旅程，途中四次停车换马的时候，我们在驿站酒馆里吃了点东西。

马车驶进一座庭院，是一家名叫博伊德白马的客栈的后院，坐落在爱丁堡皇家一英里的脚下。乘客们下了车，步入熹微的阳光，好似一窝刚从蛹中孵化的蝴蝶，翅膀凌乱，动作生涩，对于走动的自由深感陌生。走出幽暗的车厢，就连多云的爱丁堡灰色的天光都显得令人目盲。

我感到久坐的双脚有点发麻，但还是连忙开始赶路，指望能在先前同程的旅伴们忙着领取行李的时候赶紧逃离这个院子。然而事与愿违，快走到街上时，华莱士先生追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