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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我们回头再谈吧，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说，“这是头等大事。要不就明天？”

“好的。”我抱起维多利亚，率先走出巴士。

欧贝罗大酒店的立面像花岗岩崖壁一样黑黢黢的，但一线灯光从两扇大门之间漏了出来。破烂的遮阳棚一直延伸到路边，大门两侧无声地站立着十多个撑伞的人影，有人还举着被雨水浸透的标语牌。我看到一块牌子上有一把锤头和一把镰刀，还有英语单词“不公平”。“是罢工的人。”克里希纳一边解释，一边朝一个身穿红背心、睡眼惺忪的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我耸耸肩。凌晨一点半，雨季的加尔各答，一座漆黑的酒店外面有一群抗议者，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去的半小时里，我的真实感已经悄悄溜走了。喧嚣的声音在我耳边咆哮，仿佛无数昆虫的鸣叫，不曾停歇过一秒。一定是时差的问题，我默默地想。

“谢谢你来接我们。”克里希纳转身回到车上，阿姆丽塔对他说道。

他露出幼鲨般的微笑。“好好好。明天我再跟你们聊。晚安，晚安。”

酒店的入口处似乎有几条阴暗的门廊，像隔离带一样将大堂与街道分隔开来。酒店大堂十分明亮，前台店员非常清醒，衣着也很整洁，他们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是的，卢察克先生和夫人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是的，他们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知道航班延误了。行李搬运工是个老头儿，在我们坐电梯上六楼的时候，他发出鸽子般的声音逗了逗维多利亚。他离开的时候，我给了他十卢比。

我们的房间就像这座城市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巨大而空旷，阴影重重，不过看起来还算干净，而且门上有沉重的门闩。

“噢，不！”浴室里传来阿姆丽塔的声音。我强忍头痛，三步就跨了过去。

“他们没有浴巾，”阿姆丽塔说，“只有洗脸的毛巾。”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另一个人又会开始笑。

我们花了十分钟时间在空床上给维多利亚做了个窝，然后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冲了冲澡，最后一起钻进薄被单里面。空调发出哐当声和空洞的呼哧声，不远处别的房间冲马桶的声音响得像是爆炸。那声音在我的鼓膜上跳动，仿佛喷气发动机的轰鸣。

“祝你好梦，维多利亚。”阿姆丽塔说。宝宝在睡梦中轻轻咕哝了一声。

还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