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六章 闷声才能发大财

在大宋做臣子哪有那么容易?

蔡京、蔡攸、童贯之徒,纵恣于上;高俅、杨戬、朱勔之党,朋邪于下。

这些人都属于奸臣中的奸臣,大宋之贼、社稷之贼。

上了奸臣传,自然是理所应当,没人会认为他们不是。历史的评价也相对公允。

但是王安石呢?

王安石死在宋神宗之后,在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后,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将王安石与神宗三十五年的努力,全部付之一炬,变成了废纸一堆。

高太皇太后的执政理念是: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

别人都是人亡政息,王安石还没死呢,就一天一个坏消息,今天是青苗法,明天是免役法,后天是将兵法,直到所有的努力全部消失,抑郁不已。

而元祐更化,也是开启大宋最严酷党争的标志。

王安石被全面否定,新政被全面废除,变法派的代表人物菜确写了一首《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

而另外一名吕惠卿,也是小心翼翼,连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得病被人抓了把柄。

但是到最后,吕惠卿还是被贬为了建宁军节度副使。最后的评价也是背信弃义、祸国殃民、人格低劣。

在边事上,司马光和高太后,恢复了熙宁新政前的绥靖政策,把已经收复的疆域: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图安一时。

听闻这个消息的王安石被活活气死。

从神宗死后,王安石的评价就在一路走低,从最开始的停宗庙配享,然后削其王封,到最后的更改谥号,都是一步步的向一个奸臣评价转变。

这种导向,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王安石乃是獾子精投胎,而说起王安石,也变成了此老乃野狐精。

李纲为何会想到王安石?

因为在他眼里,现在汴京皇帝与九子赵构的争斗,其实和元祐、元丰的党争,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都是激进、变革、新法与守旧、绥靖、祖宗之法的争斗。

但是李纲却深知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比如现在官家所依仗的大宋西军。

比如西军,由范仲淹建军,但是追根溯源,还是追到了王安石的将兵法上,在王安石手中,西军才彻底变得强大起来。

如果不是当年王安石的将兵法,能有现在的西军定鼎之功?

所以李纲非常喜欢赵桓时常嘟囔的一句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李纲也愿意做那个殉道人,可惜的是他还没做,已经有人抢了先。

那就是自己面前的这个官家。

直接用最强硬的态度和手段,进行了最为本质的变革,虽然一些手法稚嫩,一些手段太过激烈,还有些想法太过激进。

但是这种变革,正是大宋所需要的变革。

朝臣们对变革的态度是保守向的支持。

保守是因为,王安石当年太惨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跳出来说,这就是新政,这就是变法,这就是变革。

大家都在做事,但是无人说话,闷头做事。

风风火火的均田、商改已经落到了实处,但是依旧没人敢提一句,我们就是在做新法,在变法求存。

在改变祖宗之法。

至于朝臣们,为何都支持官家做这些事呢?

金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再不想办法变强,下一次就是身首异处了。

所以李纲看着赵构的信,不是看到了赵构的孝,也不是看到了赵构心里还装着点大宋,而是看到了政治格局。

保守与变革的冲突正在酝酿。

这次的党争,不仅仅是朝臣,连皇帝都亲自下场,做了变革的引导者和掌舵人。

李纲想了想说道:“官家,臣以为不如派个官员到南方诸路,也厘清一下商税之事?田无经界,则误国,商无经界,也是误国啊。”

赵桓皱着眉,喃喃自语道:“你的意思是工商管理局?赵构能同意吗?等一下,我什么都没说。”

他这才反应出来,自己似乎是说漏嘴了。

李纲什么人,一听就知道,官家对于商税改制有了新想法,只是觉得不成熟,没有理论依据而已。

就这几个字,李纲的脑海里已经浮想联翩。

他俯首说道:“官家英明。”

“官家所谓的管理局,其实追溯到周朝之时,就已经有了,那时名为司市。”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中,这其中物勒工名,就是说酒坊等工坊有自己独有的名字,其他人不可随意占用。”

“这都先秦时候的事了。”

赵桓一愣,感情商标管理,在先秦就开始了?这么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