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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佛罗伦萨了？”她说，“什么时候？多久以前的事？”

“大约三周前，”我回答道，“我去了那儿，回来时经过法国，在佛罗伦萨我只待了一个晚上，八月十五的晚上。”

“八月十五日？”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变调，搜寻的目光说明她在回忆，“我是前一天才去热那亚的呀，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但可能而且确实，”我说，“的确是这么回事。”

她手中的刺绣品落在地上，眼神中再次流露出那种奇怪的、近乎忧虑的目光。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她埋怨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待二十四小时了，你都对此事只字未提？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就该告诉我的。”

“我以为你知道了，我让我的教父给你写信时提到这个。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你现在总算知道了。”

有些胆怯的我希望此事能就此平息，希望她捡起绣品继续刺绣，但事情并不如我所愿。

“你去了别墅，”她仿佛在自言自语，“吉斯普一定让你进去了。他把门打开，看到你站在门口，接着，他会想⋯⋯”她突然中断了，眼中掠过一丝迷雾，目光从我身上移到炉火上。

“我要你告诉我经过，菲利普。”她求道。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里面的信。

“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没收到安布鲁斯的信，”我说，“从复活节或是降灵节起——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了，不过他的来信都存放在楼上。那时我越来越心焦，又过了好几周，我有些担心。后来，在七月份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只有一页。字很潦草，完全不像他自己写的，我把信拿给教父尼克・肯达尔看，他同意我马上去佛罗伦萨，一两天后我就去了，我要走的时候他又来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这两封信现在都在我口袋里，你想看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目光从炉火再次移到我身上，眼睛里透着某种逐渐逼近的压力，但既不是咄咄逼人的神情，也不是发号施令的气势，只是一种莫名的深邃，一种莫名的柔弱，仿佛她可以看出我不愿拿出来的心态，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现在不想看，”她说，“以后吧。”

我不再凝视她的双眼，而是将目光下移到她的手上。她那小巧玲珑的双手紧握于胸前，一动不动。不知怎么搞的，我感到自己如果不直视她的眼睛，看着她的双手，说话会轻松很多。

“我到了佛罗伦萨，”我继续说，“乘了一辆马车去你的别墅。一个女佣开了门，我要求见安布鲁斯。她似乎有些吃惊，便去喊她丈夫出来，他来了，并且告诉我安布鲁斯已经死了，你也已离开了。他带我去看别墅，我看到了他临终的房间。就在我刚要走的时候，那位女佣人打开了一个箱子，把安布鲁斯的帽子交给我，那是唯一一件你忘了带走的东西。”

我停下不说了，继续望着她的手。她的右指在抚摸左手上的戒指。我注意到她把戒指捏得很紧。

“继续说。”她说。

“我回到佛罗伦萨市区，”我说，“那位佣人给了我瑞纳提先生的地址，我便去拜访他。他刚看到我时极为惊讶，但马上镇静下来，给我讲了安布鲁斯患病和死亡时的详细情况，并给了我一张写给守墓人的条子，如果我想去新教徒墓地可以用得上。可我没去，我询问你的下落，他说不知道。就这些，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程。”

接下来又是沉默。她的手指松开捏着的戒指。“我能看看那些信吗？”她问道。

我从口袋中掏出信交给她，转头看炉火，我听到了她拆信时的窸窣声，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然后听见她说：“就这两封信吗？”

“只有这两封。”我答道。

“你刚才说，复活节或降灵节后一直没来信，这两封信之前一直没信。”

“是的，一直没信。”

她一定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像我一样把那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最后把信还给了我。

“你一定非常恨我吧！”她缓缓地说。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当我们相互注视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她现在知道了我有过的一切想法，她看到了这几个月来我心里所勾画的一张又一张女人的脸。否认已毫无意义，抗议也显得荒谬，屏障已被拆除。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椅子上。

“是的。”我说。

一旦说出来，就轻松多了。我暗自想到，或许这便是一个天主教徒忏悔的感觉，被洗涤净化的意义所在。负担卸了下来，内心反而觉得空寂。

“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我到这儿来？”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