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八八章 三老议兵

京城,刘大夏府邸,这天黄昏时时分来了两位重要客人,分别是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内阁大学士谢迁。

马文升是奉皇命过来跟刘大夏商讨出兵之策,谢迁的差事与马文升差不多,但他更像是来兴师问罪。

朱祐樘病体仍未痊愈,吊着一口气有一天没一天,朝廷上下群龙无首。

大明到弘治年间,能人才俊辈出,这是大明中兴灿烂的时代,也是有才学之人可以一展抱负的时代。朱祐樘作为弘治中兴的领路人,此时病入膏肓,朝廷上下顿时一片阴霾。

皇帝自从生病后就没再上过朝,见大臣都是在乾清宫寝殿内。朱佑樘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似乎皇位更迭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陛下属意出兵河套,是在为太子登基扫平障碍,我等老臣更应为陛下分忧,将西北隐患彻底根除!”

马文升老成持重,他是吏部尚书,掌握了所有官员的官帽子,用显赫一时来形容毫不为过。但别人提及马文升,却总会想起他在兵部任上的丰功伟绩。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几十年对外作战不胜,自马文升开始才扭转颓势。

当然,刘大夏作为兵部尚书的继任者,做的似乎比马文升更加出色,当朝甚至有人开始拿刘大夏跟霍去病、李靖等人相提并论。

强汉盛唐既然都有骁勇的武将可以名垂青史,大明如今时值盛世,自然也得有才行,可纵观大明这一百多年来的文臣武将,要说唯一一个能跟卫青、霍去病和李靖这样功劳卓著的武将相提的,也就一个蓝玉。

可蓝玉是什么人?那是罪臣!大明历代皇帝就算敢为朱允文正名,也不敢给太祖钦定的要犯翻案。

好在到了弘治年间,先有马文升,后有刘大夏,马文升平的是哈密,刘大夏败的则是鞑靼,高下立判,别人更愿意推崇刘大夏的功劳,其实是推崇大明弘治盛事,变相为弘治皇帝歌功颂德。

刘大夏道:“陛下谈及西北之战,追溯到庚申年吾从西北归来,当时陛下曾问是否能将鞑靼覆灭,但那时于乔上疏陛下,提出以宽抚、离间分化之策,利用鞑靼内部的纷争,收拢兀良哈等部族,使得其长期陷入分裂,无瑕南侵。”

“自此以后,陛下经年未曾提及西北时局,直到去年年底,陛下身体大不如前,这才重提西北旧事,多次传召我进宫商讨,偶尔彻夜商谈,我心知陛下要为太子登基做准备,只得勉强同意……”

谢迁冷声道:“时雍,你要助陛下平定河套,彻底解决边患,那是你一片赤胆忠心,可为何要拉上沈溪小儿与你同去?”

刘大夏瞪大眼睛看向谢迁,显得无比震惊,显然没料到谢迁已知晓此事。

马文升看了看生气的谢迁,又看向刘大夏,问道:“时雍,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不是派你出征吗,为什么与沈溪又有牵连?”

这下刘大夏面子有些挂不住了,他拿起茶杯,轻轻一叹:

“陛下尝问,庚申年可破鞑靼,是以为何?吾便将当时可胜之要素提及,其中沈溪曾在榆林卫城外与鞑靼骑兵一战,是为战引;之后他主动请缨与牛车火炮于榆溪南岸相助于我,是为后因;鞑靼轻兵冒进,以至于前军后军首尾不能相顾,这是外因;将士撤守河岸并无退路,奋勇死战,是为内因;榆溪河一战可胜,天时居功其三,地利居功其二,人和居功其一,另外四成功劳,若说我将士记功三成,那沈溪必当记最后一功!”

谢迁听刘大夏说得头头是道,最后把功劳分了分,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只把一成的功劳归在沈溪身上,旁边马文升居然还在捋胡子点头应和,这让他心里越发气不过。

“时雍,扪心自问,这可是你的肺腑之言?”

谢迁不满地说道,“沈溪小儿虽滑头机巧,但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出兵,于榆溪河一战拼死搏杀,方使我大明三军将士转危为安,你就记他一成功劳?”

面对谢迁如此强硬的态度,刘大夏不由摇头苦笑,马文升知道谢迁是关心则乱,对此充分表示理解。

在沈溪面前,谢迁绝对老气横秋,无论是功名官位,谢迁都远在沈溪之上,沈溪不是状元吗,谢迁也是状元!

沈溪是翰林官,谢迁也是翰林,而且还比沈溪多做了几十年学问的翰林,沈溪在谢迁面前随时都得保持低调,不能耍滑头。

但谢迁在刘大夏和马文升面前,就完全是个有些不识相的“后生”。

马文升和刘大夏,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比谢迁这个五十多岁的“少壮派”更有资历,所以三人间说话,马文升和刘大夏总是尽量保持一种前辈高人的态度,而谢迁本应该跟沈溪对他的态度一样恭恭敬敬,可事实是谢迁一向能说会道,骂人不带脏字,再加上论才学,谢迁的确强过马文升和刘大夏太多,以至于每次两个老家伙面对谢迁这个“少壮派”,都会有一种有力使不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