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七四章 临危顾命

果然,在李东阳到来之后,谢迁肩膀上的压力小了许多,皇帝说话时不会再谢先生长谢先生短,连遗诏也由李东阳来代拟。

李东阳进宫后不明所以,皇帝龙体有恙他早就知道,但现在却是没来由突然病危,这是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李公谋”雄才大略,心有丘壑,他本对朝政抱有无限期冀,希望一展抱负,可惜他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颓废不堪,对朝政上的很多事都心灰意冷,他如今跟谢迁的想法大致相当,就是找机会离开朝廷,致仕回乡。

但弘治皇帝挽留他的心思异常坚决,在《大明会典》正式成书前,也就是头年的十一月,弘治皇帝便赏赐李东阳玉带织金衣,腊月《大明会典》正式修撰成功,到了二月,又御赐红色蟒衣给李东阳,以示恩赐。

大明历朝历代皇帝对臣子礼待优渥,便是从弘治皇帝开始的。

朱祐樘气息浑重,显得有气无力,但他对儿子的交待和嘱托甚多,口宣让李东阳撰写的遗诏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传位太子,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为顾命大臣,知经筵事,萧敬接替王岳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执东厂,英国公张懋负责领衔治丧,在新旧皇位更迭之际军政大事由张懋统筹安排,五军都督府派四营人马驻守京师周边。”

可以说,朱祐樘想得非常周全,把儿子登基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在安排顾命大臣时没有安排马文升、刘大夏这样的六部堂官,因为太子如今尚未成年,做顾命大臣的一定要是以治学和儒名见长、得到天下士子崇敬的泰斗级人物。

在这点上,刘健、李东阳和谢迁都是翰林出身,且在翰林院、詹事府、礼部供事多年,曾参与弘治立朝之后大多数礼部会试,殿试读卷官也不落下,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子和儒官中德高望重。

至于马文升和刘大夏虽然有治国之才,也是进士出身,但始终是部堂,皇帝知道你们能干,但读书人可不会把你们当神一样供着。朱祐樘衷心希望内阁三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除了能当好顾命大臣,成为儿子的先生和指路明灯,所以让三人同时兼领经筵日讲,就是为了保持儿子学业不受影响。

其实还有一点,朱祐樘不会说,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也不敢想。

弘治皇帝之所以只安排三位内阁大学士作为辅政大臣,马文升和张懋这两位执领朝廷文官和武将体系的大臣却被排除之外,也是皇帝心中有主次亲疏,朱祐樘怕马文升和张懋会利用手上的权势,结党营私,谋朝篡位。

自古以来最难辨别的便是忠奸,许多篡夺皇位之事,都是那些皇家人眼中的“忠臣”做出来的,比如王莽,比如杨坚,又比如赵匡胤,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篡位,朱祐樘心中也在防着马文升和张懋。

但朱祐樘的确多虑了,马文升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文官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造反之意,就算他造反也没多少人拥戴。

张懋是世袭的英国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领军政,但同样一身儒官气息,生来富贵,没有体会到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唯一想的便把自己的公爵之位传承下去,为何要做谋逆的叛贼而招致千古骂名?

自古以来造反的权臣,或在天下大乱时趁势而起,或是从朝廷的中下层官吏以及社会的中下层升斗小民爬起来,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安分之心,一旦有机会他们敢于冒险谋夺皇位,成就大业。

……

……

李东阳的遗诏刚落笔,刘健、马文升、刘大夏、张懋、外戚张氏兄弟等人前后脚抵达坤宁宫。

这些人都是朱祐樘临终前传召,就算不是顾命大臣,也要详细交待一番,寄予厚望,让他们辅佐好少太子,听命于三位顾命大臣等等。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此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到坤宁宫之后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一件事,皇帝分明是在临终授命啊!

刘健不由望着旁边正在哭鼻子的太子,再看看李东阳和谢迁,政事上,他对于李东阳和谢迁主持大局心甘情愿,他入阁虽然比李、谢二人早,这几年他只是占着一个首辅之名,大小事项基本都是由李东阳和谢迁裁决,只是遇到一些难事,几人才会坐下来商量一番。

内阁三位大臣中,刘健并无争名逐利之心,想法大致跟李东阳和谢迁一样,老来能得安逸,过几天清闲日子最好,如果皇家有需求那就再干几年,但若皇帝看着碍眼,随时都可以回归田园过安稳日子。

不争,是内阁三大辅政大臣的共同性格,也是朱祐樘的礼待让他们感念皇家恩德,他们对朱厚照缺少亦师亦父的严厉,这也是为何历史上的刘瑾能趁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