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第2/3页）

我也正要上楼，杰克布走上来。他的劲头加酒的劲头，一下子全在那一搂抱上。他重手重脚地紧紧抱着我，就像扳手拧紧镙丝帽那样，紧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还是哆嗦到我肉体里。杰克布的表白就是这样，没有甜美语言，但让你从骨头缝里都明白他表白了什么。他问我怎么能在如此危险的夜里跑出去。我说美国总统一定都让日本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谁会预知这个夜晚藏着那么大的祸心。他不放过我，说这是个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踪的邪恶城市，难道一个年轻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只身来往的吗？我说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个爸爸。

这种时刻，一切都大乱。有些东西是扯不清的，意愿非意愿，理性或感官，你以为你恪守心灵的从一，但心灵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心灵首先是血肉组成，到了杰克布和我紧密相偎的一刻，什么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杰克布面前流眼泪。这时他任凭我流泪。我不告诉他我为什么流眼泪，但他知道我的泪水是为夜里外出得到的某个消息而流。无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项不新鲜的事，门口街上刚刚看到一只手伸上来接你施舍的一个铜板，等你一个差事办完回来，拿着铜板的手已变了色。难民营里常常有人死去，草席摆出的零售摊子，某天换了主人，新主人告诉你摊位被他买下因为老摊主死于阿米巴或伤寒或猩红热。

我昏昏地睡在杰克布怀里，他靠在沙发上，一个肩尽量给我做个好枕头。这个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摊口水。

天亮后，外面马路上有无数只脚在走动，走得急促整齐，似乎整个上海都是操场，所有人都在操步。后来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开进租界。

杰克布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从外面进来。他早上没有洗漱修面，隔夜的胡子长黑了他半张脸。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脚印。我发现那是日本人撒的传单。“因为同盟国的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处事不当，日本与同盟国之间已十分不幸地拉开战幕。”

我第一个念头是，必须马上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带着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许已经太晚。我白费心机，把杰克布带回来，一切都成了一场荒唐玩闹。

我再次出了门。杰克布坚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别管我。他突然问：是谁死了？我一愣，然后说：一个朋友。我以为他还会问下去，但他只嘟哝了一句“sorry”。我又说：是自杀的。

他看着我。

街上的人个个眼发直，看着日本兵一列一列走过，打着他们难看的旗子。一时还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坏。满地都是传单，白色纸张落在屋顶上，树梢上，大街小巷，在服丧似的。一架直升飞机朝着人们扬起的脸转动着螺旋桨，同时飘出一个白色条幅：不准混乱！……不准制造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者必当法办！……

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脸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哪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