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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自己意志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冷酷与偏执。它令人放弃梦想,摒弃直觉,也许甚至不再祈望运气——总而言之,它剥夺了那些日子里我所需的一切,一直到阿豆生病。没有梦来警醒我,也没有不祥的直觉。仿佛,我与自己的儿子,我最爱的小阿豆毫无关联似的。

开始是发烧——起初热度不太高,症状和阿州差不多。不过是又感冒了。热度升高后,我安慰自己,他们从前都发过烧,也都恢复了。我拿给阿豆一些阿司匹林和一杯果汁,拉他起身坐好,把杯子送到他嘴边。“痛。”他捏着喉咙扭过头去。

“喝一点,宝贝。”我催促着,“就呡一两口。”换了阿州或阿梅那样不听话,我也许会责备他们。可阿豆身体娇嫩些,他比较怕痛,这不是他的过错。我给他扇了一会儿风,然后喊楼下的素莉帮我把他的摇篮搬进我的卧室,免得其他人被传染。

两天后,阿豆开始呕吐,这样他就更加急需补充液体了,可他还是不想喝水。也许我逼得太紧,也许我的表情有些急躁,可我从没对他大声过。他的咽喉看着并不严重——有点发白,但没有一丝红肿。当然了,我并不懂察看症状,也不能强行拉出他的舌头,所以没法看清他的喉咙。

然而,这不是问题所在——不是因为他不肯张嘴喊“啊”,也不是因为我不懂发白比红肿更严重。问题在于,我早该察觉到他病情的严重性。假如我没有勉强自己表现得坚强,那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清清楚楚察觉得到。

最后还是母亲让素莉去请医生。一两个钟头后,我做了同样的决定,想让素莉去请医生。“您不知道吗?”阿桂疑惑地看着我,“太太已经派她去了。”

我突然间不放心撇下阿豆一个人,于是跑回楼上。我按摩他的后颈,尽管咳嗽和喘息的症状并没减轻,他还是合上眼睛,似乎睡着了。时间过得真慢啊。

高医生总算来了。他用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了一下阿豆的脸,俯身在床前查看。一年半前,在走廊尽头的那间房中,他也是这个姿势。他的手从阿豆额头移到颈上动脉。“我们的小病人怎么样了?”

阿豆惊恐地张开嘴。他圆睁着双眼,像掉入陷阱的小兽。

高医生按亮一支小电筒。“说‘啊’。”他用一片薄板压住阿豆的舌头。他靠得更近些,鼻头几乎贴到阿豆的脸上。然后他关上电筒,站直身子。

“他得了白喉。”高医生说。他打开诊包,取出一支针筒。他把被单掀到一旁,脱下阿豆的裤子。“幸好我还剩了点青霉素。不过我没有抗毒素了。”阿豆没感觉到针头插进来,但高医生开始推针筒时,他的身子猛地抽动,想要挣脱开,肿胀的喉管里硬生生地挤出一丝嘶哑变调的叫喊,听了令人格外心疼。

“青霉素很紧缺。”高医生说着,用酒精棉擦拭针头。“幸亏马尼拉的海外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专门运来这批货。”他把针头包好放起来。“可还是不够。一向都不够的。”他转身准备走,“我明天下午再过来。”

“那,医生,他会好转吧?”

“要观察一下。”

***

“他只是说‘要观察一下’。”当晚我跟母亲抱怨道。

“他只是说话急些。高医生这些天肯定很累。看他的样子,大概没吃过饱饭。你也是。”她在一片木瓜上拧了些酸橙汁,端起盘子。她腋下的肉晃动着。

“累也好,不累也好,他为什么把话说得那么含糊?”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木瓜。她的目光沉静得让人抓狂,额头没有泛起一丝皱纹。“大概现在的医生学乖了,不再担保什么。”她把盘子放下,挖了一勺黄澄澄的木瓜肉。“不必担心。青霉素是很神奇的药。况且,你也说阿豆好些了。你说他喝了些茶,吃了点粥。”

“只吃了几小口。”

“老天保佑,明天他就能多吃几口了。”

“可是,母亲,他还是烧得厉害。还有,高医生没有什么抗毒素。”突然,外面夜幕中回响起低沉的嘟噜声,一听便知是日本兵在清嗓。接着是宵禁卫兵经过的声音,两双军靴重重地踏在铺路石板上。

“明天一早。”母亲说,“我就让素莉和云云把他的摇篮搬到会客厅去。楼下凉快些。”

“不。现在就搬吧。我可以睡沙发。”

夜里,我不是来回踱步,就是坐在摇椅里听阿豆的呼吸声。早上他好些了。我给他喂粥时,母亲则站在边上,一边表扬和鼓励着他,一边捋平他的头发。“来,乖孩子。”母亲催着,“听你妈的话,张嘴。”

我用汤匙碰碰阿豆的嘴唇,他刚一张嘴,却又被阿梅下楼梯的声响吵到了。“妈妈,妈妈。”阿梅光着脚丫,头也没梳,阿州紧跟在后面。“妈。我们找不到你,你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