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第3/3页）

当下正是三伏天，我出门去找她，她侄子云云执意要跟着去。一开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里午休，我们找不到人问她的去向。总算，一个在门口给娃娃扇风的老太太说看见过她，但已是一大早的事了。在海堤上，一个在树荫里下棋的男人说，他摆棋时看到过她。她当时沿着龙头码头的堤坝急匆匆地走着。等他摆好棋子再抬头时，看到她正给日本兵鞠躬，登上了去厦门的渡船。

12月8日鼓浪屿沦陷后不久，去厦门的渡船就恢复了运行。我和云云鞠了躬，出示了良民证，上了渡船。我不清楚到厦门后该怎么做。偌大的城市里，放眼是陌生人。对他们而言，阿桂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厨娘。我们赶去最近的集市，一路上睁大双眼，寻找着与她去向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们搜遍犄角旮旯，看到有人在低声叫卖黑市稻米，不过却没有一个卖肉的小贩。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害怕和悔恨。是阿桂用乳汁哺育了我，她万一出什么事，绝对是我害的。而且是我第二次铸成大错。我从一处赶往下一处，茫茫然似大海捞针。我们在汇丰银行门口歇口气，此处现在是“敌方财产”，原先守在门口的是高大冷傲的红头阿三，现在被日本军警取而代之。阿桂一定是去了比厦门市区更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非回去不可了。”我告诉云云，“不然宵禁前赶不回去。”

云云瘫坐在地上，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自从他到我们家那天，云云就失去了爹娘的音信。即使他们还在世，他也不太可能见到他们了。阿桂要是再走了，他在这世上会孤苦伶仃。“别灰心。”我把他拉起来，“说不定她早就到家了。”

我们赶紧沿着中山路去轮渡码头，搭船去对岸。走到鼓浪屿大路上时，商户们已经开始放下沉重的金属卷门。一群男人你推我挤，有说有笑地经过我们。其中一人左右四顾地开着玩笑，倒退着走，结果撞到一群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他们正从棺材铺搬出了一口棺材。那是吴寡妇的五个儿子，从他们垂头丧气的悲痛神情来看，估计躺在棺材里的就是他们的母亲。

***

时间肯定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我总算听到院门的声响。我冲下楼梯，跑进厨房。

啊，真是令人欣慰的一幕：阿桂额头上沾着泥土，破布袋里伸出一根枯黄的芹菜梗。“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她的话像滚锅的热粥般涌出来。“我回来得太晚了。对不住，少奶奶。”她每说一个“对不住”就低一次头，但她汗水津津的脸上流露的不单是自责，更多的是自豪。她把袋子扔在水槽边，搬来一条凳子。“你别看。”她朝云云摆摆手指，抬起一只脚，把宽松的裤腿拉到膝盖上面。“我说了别看。”她冲着云云皱眉头。然后又笑着把裤脚拉到大腿根。

她大腿上捆了一大包东西。她很快解开了一长串麻线，一个蜡纸包仍粘在腿上。她撕开纸，把东西拿起来给我们看，血从里面滴落下来。

“肉。”云云叫起来。

“是猪肉。”阿桂说，“我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买到的。快看看。”她拆开蜡纸包，剥开一层血淋淋的棉布。“我包了三层布，再用纸包上，就这样血还从腿上流下来了。”她笑了起来，“看着好像我来月信了。”她用手挡着，看看云云，“你听不得。”

那是一大片猪后脊，她另一条腿上绑着同样大的一块肉。

“哎，阿桂。”我说，“你要是被鬼子抓住该怎么好？”我该多说点什么——好好谢谢她，让她别再那么拼命了。但我实在疲乏得很，加上终于松了口气，再也无力清楚思考。“阿州要高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