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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擦太多发油了。”琪琪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阿玲和琪琪是我的上下家，我看向坐在对家的佩璐，她脸色黯淡，头发笔直，显得太朴素、太正经了。我想起美发师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太久没有和佩璐一起打发时间了，尽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洗好麻将牌，码成整齐的牌墙，上下两层各十八张。没人知道倒扣的牌面是什么图案。我们把各自码好的牌墙推向桌子中间，形成一座四方的牌城。

“他长得真俊。”佩璐边晃骰子边看着阿州说。

“你马上也会生个俊小子。”我说。

“或者是个俏小妞。”阿玲又加了句。

佩璐脸红了，“哎，阿玲啊。你女儿才是个小俏妞呢。”

“那就是她小名啊，俏妞。”阿玲回答道。

真不该提起儿子这个话题，我怎么就忘了阿玲和琪琪在美容院的对话了呢？她说的那些命理和解梦的灰心话，还有阿玲多么希望给本辉生个儿子。不知道她有没有去找昌佑寺的老住持解梦。

轮到阿玲扔骰子，她扔了一个5和一个4，因为她坐在东风的位置，所以要从自己面前的牌墙开始拿牌。她又扔了一次骰子，这次的数字决定要从牌墙的什么位置拿牌。“还是得靠运气。”她说着，在面前的牌墙上放了两张牌。

我的心思有些飘忽，从安逸的室内飘到远方已是断壁残垣的城墙，又回到我们这个依然受幸运眷顾的小岛。我宁可相信聿明靠聪明才智幸免于难，不过运气也是不能少的。我听到声响，立即回头，盼着是素莉拿信来找我，却只看到黄府女佣端着托盘从门口走进来，盘子里装有几杯柠檬水。她给佩璐姐姐那一桌上柠檬水时，我们继续一次四张地摸牌，把东、北两面的牌墙各拿掉了一小半。我们接过杯子，喝几口酸酸甜甜的柠檬水，拿走各自的最后一张牌。我们三个人手里都是十三张牌，阿玲要多拿一张。

小时候，父母也打麻将。客厅的牌桌是为女眷摆的，书房里则为男人摆着一桌。夏天他们在院子里打，脚边蚊香袅袅。我坐在角落里听他们的动静，先是哗啦啦的洗牌声，然后是比较规律的摸牌出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的吃喝声——杯子叮当作响、嗑瓜子、剥核桃，到了晚上，就是碗筷瓢盆、蟹腿鸡骨的大合唱。我最喜欢他们出牌和吃牌时喊出的声音——红中、西风、六条。一开始我把红中、白板、发财几种麻将牌编成各种故事。后来我开始默记他们每个人坐的位置、他们的嗓音、他们要和不要的牌，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人手上有什么，谁又会和牌。

这会儿，嚼着花生呷着汽水的同时，我也观察着每个人的牌风。阿玲热情有余而定力不够，琪琪头脑精明但不善计算，佩璐跟我才是棋逢对手——从前读书时她也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第一圈是东风局，我和佩璐轻而易举地占了阿玲姐妹俩的上风。我用门牙磕开一颗瓜子，含了一会儿瓜子壳，品尝着盐和八角的滋味。虽说西瓜子并没有多少营养成分，我还是庆幸我们囤积了足够的零食。我知道军队不会浪费空间来贮存瓜子，可我希望聿明能吃到像样的食物。他是不会在信里写这些事的。我倒是盼望他写。婆婆见我瞟向门口，对我摇了摇头。

轮到我坐庄。我连糊了两把牌后，阿玲抱怨道，“哎呀，安丽又翻倍了。”大家算好点数，付清各自的账。佩璐摇了摇小银铃，女佣过来拿走饮料杯，换上茶杯。

“你该搽点胭脂。”阿玲歪头打量着佩璐，说道，“再涂点亮色口红。你丈夫一定会喜欢。”

佩璐示意女佣倒茶，“他太忙了，哪顾得上我擦不擦口红。”她丈夫家经营着一个酱菜厂，岛上人人都知道，自从厦门失守后，酱菜厂就日夜不停工。他们腌萝卜、大头菜、莴苣，反正家家户户都是要吃酱菜的，但大部分时候是在熬粥赈济难民，每人每天四碗。我们很多人都捐了钱，但多亏了酱菜厂提供大锅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捐出汽油罐用来煮粥，不然厦门来的难民就得挨饿了。

阿玲吹着热茶。“我丈夫对我总是很上心的。”她说，“无论他什么时候下班回来。”

“或是赌完回来。”她姐姐接口道。

我们把余下的牌墙推倒，重新洗牌。“佩璐的丈夫可是平民英雄呢。”阿玲说，“我们家本辉，怪可怜见的……”她的下巴颤抖了一下。“他担心得要命。国内的生意完蛋了，又去不了吕宋岛和雅加达的分公司。”她从袖笼里拈出一条手帕。

“安丽的丈夫正在为我们大家冒生命危险。”佩璐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阿玲和琪琪的红色指甲在浅象牙白麻将牌上转动着——喜庆的红、利是封的红、鲜血的红。“邮政又通了，你一定很开心。”阿玲的红宝石戒指在灯下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