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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压顶,一阵狂风吹乱我的头发。我把发丝向后拢了拢,电闪雷鸣中,我眼见着聿明登上渡船——他举起的手、他挺直的鼻梁、他军装下的枪套。我不停地挥手。他终于走了,我开始回头,拖曳着脚步,继而奔跑起来。我离他越来越远,一直跑过山坡,经过一家家金属卷门紧闭的商店。走了。又走了。我放慢脚步,喘着气。一束灯光照进巷子,起得最早的店家正吱吱呀呀地拉起店门。

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冰冷雨点打在我头上和肩上,转瞬暴雨如注。到家时,我已经浑身湿透,脸上流淌的泪水被倾盆大雨冲刷殆尽。

雨下了一整天,水从屋顶的瓦片上倾泻下来,溅落在石子路上。雷声滚滚,我去盘点应急存货时,在储藏室里也感到震耳欲聋。盘点结束,雨还在下,我便将针线篮拿到客厅。从篮子里翻出聿明的一只袜子,握着它在脸上贴了一会,然后拿出缝补球做起活计。我不会像旧时闺秀那样倚窗绣枕,但我可以把他的破袜子缝补好。

补好的袜子看起来簇新。我用手指试了试后跟和脚趾,然后放在旁边桌子上。我叹口气,又翻了一遍篮子,找到双千层底,大小正适合母亲缠过的小脚。聿明告诉我,因为没有布,婆婆曾用报纸给他的鞋做衬里。下雨天报纸泡烂变成泥糊,晚上婆婆只好往鞋子里重新塞进干报纸。聿明的父亲过世后,西瓜头这样对待他们母子,实在令人不耻!

我挑了根针,但一想到要在千层底边纳上无数个小针眼,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我把千层底扔回篮子,走到窗边,注视着这个嘈杂又安静的世界,嘀嘀嗒嗒的雨、光滑的石子路、垂落的树枝。我该怎么做?一个女人该怎样等待丈夫?敌人尚未到来,爱国志士该如何抗争?我透过雨水蜿蜒流动的窗户,向这个世界寻找答案。

我一无所获,于是坐回椅子上,重新拿起给母亲做鞋的千层底和棉衬里,穿针引线,尽我所能,纳出最细、最密的针脚。

下午,我陪阿梅玩耍,朗读诗集,练习书法。除此之外,我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天气还能做些什么?

夜里,我蜷在床上听着雨声。我们相聚的时间多么短暂:只有一天,他便又离开了,他那一侧的床铺如从前一样冰凉。实际只有半天。我抱着双膝,回想因为去寺庙而错失的几小时。这么久,足以让阿桂和素莉做出六道菜,足以让大家对我恼火抓狂。我到底在想什么,明明知道聿明随时可能回来却还到处乱跑?

我辗转反侧,手臂甩到被子外。我真傻到了家!我不该出去的。我踢掉被子,手心贴在小腹上,胎儿还只有坚果般大小,没有任何动静。等聿明下月回来时,他会长大一点,聿明用手可以感受到胎儿的动作。下一回的情形会好些。聿明回来时会万事齐备的。

我又翻了次身。雷声在大地上轰隆,像遥远的炸弹在我胸口回响。睡意令我四肢瘫软,思绪却依然活跃。我从炸弹想到李军长,以及他劝服聿明入伍的谜团。聿明不是已经间接参与战事了吗?军队不是需要像西门子公司修建的那些道路、铁路、电力和桥梁吗?李军长究竟说了什么?而聿明又为什么不能解释给我听?倦意涌了上来,我只知道他离我很远,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上,伤感的情绪荡然无存。阳光从窗户洒进来,鸟雀在鸣唱,空气里有橘花香。好吧,我对自己说,他答应一定会回来,而我们在这小岛上亦性命无忧,何不尽情享受呢?我穿上宽松的裤子和外套,跑出去追赶阿桂,她已经出门前往市场了。

自我出生起,阿桂就在我们家了。她以前是我的奶妈,后来成为保姆。她丈夫在世时,她和女儿也一直住在我们家。后来女儿远嫁,阿桂每年只能去探望两次,便把所有母爱倾注在了我身上。

早市生意一如往常地繁忙。主妇和厨子摩肩擦蹱,搜寻着菜品,有的闻闻甜瓜,有的掰开鱼鳃看新不新鲜。我和阿桂买了一串指头大的小米蕉。我们俯身去嗅柠檬和青柠。我们还站在贩卖活鱿鱼的摊铺前,看墨点抖动和颜色变化。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地买了些,够做一小盘菜。

鱿鱼和虾子的摊位旁,有两个脚踩木屐、身穿和服的女人,彼此在行90度鞠躬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日本浪人,一方面公然纵容走私,另一方面指使汉奸走狗在街头巷尾不断散播“王道乐土”的谎言,自己却在阴暗处窥视。住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妇女通常会让女佣到市场来采买物品。为何她们今天会在这儿?鞠着躬、挡住别人去路、捂嘴讪笑、伸指对海鲜评头论足?而此时此刻,她们国家的军队正在空袭我国城市、杀戮奸淫我国人民。更有甚者,我的丈夫在拼命,有的小贩却在售卖着5块一份的日本白糖和8块一份的中国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