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哲学的庇佑下，我极大地改善了精神平衡状态，尽管幻觉（而不是抽象的印象）逐渐变得越来越频繁，还令人不安地充满细节。1922年，我自认为能够从事稳定的工作了，于是接受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师职位，让我学到的知识派上用场。我的政治经济学职位早由其他有资格的人士接手了。另外，比起我执教的时代，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儿子此时已是一位研究生，最终成为心理学教授，与我联手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