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胡不归

公平地讲，他最不喜欢自己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的那十年。因为那十年他是真的怕死。恐惧就像用过的纸尿裤，导致他对那几年的回忆往往被无地自容的羞愧和尴尬打断。

七十五岁的时候，应该是1982年还是1983年，总之是他最小的孙女出生的年份。他凝视着那个严肃地闭着眼睛，看上去像个巨大爬虫的小家伙，突然就开始讨厌她。讨厌她这么小，讨厌她恐怕不能在他的有生之年长大，讨厌她是故意这么做的，故意在他死后的世界上健康娇嫩地长成一个摇曳生姿或平凡朴素的女人。他讨厌这世上一切提醒自己死期将至的事情。

妻子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不动声色地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子，来一个女孩子多好。这孩子眼睛大，你看她嘴巴的线条也很清楚，会是个漂亮姑娘。”然后她满足地喟叹，“小城是1978年出生的，现在又来了这个小丫头，这两个孩子命最好吧——苦日子都过完了，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她笑起来的时候鼻子上端会打皱。他没作声。就让她认为他的不悦只不过因为婴儿的性别。她用自己的心思揣测了他一生，后来日子久了，她就觉得自己了解这个男人了解到了骨头缝里。就连他自己也常常把这种不知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她的揣测当成了骨头的一部分。从没对她解释过什么。

就在小女孩出生六个月后，一次常规的体检，查出他得了癌症。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第一次看见了死神。死神看上去比他年纪小一些，六十岁左右吧，当然了，在年轻人眼里，他们俩反正都是老头儿。死神穿着一件很旧，但是很整齐的灰色中山装。若是妻子看见了，第一句话一定会是：“料子不错。”死神脸上神情和蔼，是挺容易接近的人——好吧，口误了，是挺容易接近的神。随便就在他对面的破旧长凳上坐下来，双手习惯性地撑在大腿上。开口说话之前，先从中山装的兜里拿出一张泛黄的卫生纸，用力地擤鼻涕。然后腼腆地对他一笑：“最近天气不大好。”

“还要多久？”他平静地问。右手却在衣兜里，攥紧了那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化验单。他非常认真地把它叠成了一个一丝不苟的方块，表示他冷静地接受这个现实了。

“什么多久？”死神的疑问也不像是装的。一个神，普通话讲得还没他标准，带着说不好是哪里的口音。

“你不是来带我走的么。”他笑笑，心里的那股凄凉让自己满意。因为毕竟，这凄凉还是因为“自重”而生。

“哦，这个。”死神语气中突然有了官腔，“这个倒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很好解决。”然后漫不经心地掏出烟盒，自言自语，“火柴呢？”

“我是肺癌。”他耐心地解释，“你能不能别对着我抽烟？虽然大夫说我运气好，在最早期的时候发现的……”

死神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还是把烟点上了：“放心。不差这一点儿。”

他明白这意思，死神说得没错。

无论如何，七十五岁时候的自己，还是太嫩了。将近三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得记得他如何吹毛求疵地折叠着那张宣判死刑的化验单，手指微颤，可是上半张和下半张还是严丝合缝地对齐。抓准两条边缘的线百分之百重合的瞬间，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伸展成一个有力的平面，对着光洁的纸张，“刷”地擦下去。化验单就这样带着余温被腰斩了。还不够，他用指甲死死地反复划着那道对折的线，这种历历在目令他难堪。

当回忆不可避免地进行到一个类似现在这样难堪的时候，他倒是有个办法。迎头撞上了令人无地自容的画面，他就在心里轻轻地哼几句歌，至于什么曲目，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选择。最近二十余年，他比较偏爱一首听上去愉快且光明的小歌谣，他是在1948年的解放区学会的。那时他已过不惑之年，但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快乐得像个孩子。

她的确傻，鼎鼎有名的傻大姐，三加四等七她说等于八；

她的确傻，鼎鼎有名的傻大姐，她说她九岁那年做妈妈；

她的确傻，鼎鼎有名的傻大姐，叫她去放哨她说怕鬼抓。

哈哈哈，笑死啦，同志们想一想，

岂有此理哪有此事讲鬼话。

她为什么傻，就是没有学文化，学了文化就不会这么傻……

他固执地重复着这个简单诙谐的旋律，顺便加点自嘲，尴尬的回忆就这样停止了。学这首歌的时候，他是教员，给解放区的孩子或者不识字的村民们扫盲——他在一面遍布裂痕的小黑板上，写下小调的简谱，以及歌词，写错了就急不可待地用袖子去擦。然后指挥着所有的听众，一起唱。他们的脸庞懵懂好奇，洋溢着某种只有革命者的眼睛才看得见的光辉。他的表情和神色必须比他们鲜明很多倍，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放心地跟着这曲调喜悦起来。他的身体在这参差的学唱声中因着单纯的兴奋和忠诚，饱满得像是拉满了的弓。他知道在这片因为崭新所以纯净的土地上，他自身的历史复杂。毕业于北洋时期的学堂，还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往昔有多恐惧，他歌唱时的欢乐就有多掏心掏肺。因为选择了他认为全新、合理，并且美好的东西，他有机会在青春已逝的时候重新成为了一个孩子。等待被肯定，等待被奖赏，等待被原谅……生命在全神贯注的等待里似乎强大到跟岁月没有关系，笑容和眼泪都已不再牵扯到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