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女儿的十年

2003年，暑假，女儿回国度假，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非典”终于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祈祷“非典”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现在，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孩子回来了，在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红色的“一生褶”衬衫，安静而漂亮，却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她递给我一个磁盘，说：“妈，我写了点东西，你看看。”

里面，就是《姐姐的丛林》。

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虽然，在学校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校刊”的编辑。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读给我听，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我把它们称作“贺卡体”和“文摘体”。也许，潜意识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至少，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

她从小喜欢读书，还在初中时，她就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起初，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可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痴迷地爱它。更准确地说，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一连好几个夜晚，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凯蒂和班吉明，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的深情，让她那么感动。可能，只有我知道，这一点，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从东霓和郑成功、从雪碧和可乐、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说，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

我一直以为笛安是个幸福的孩子，她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虽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乐，尽管她笑点很低。她严重偏科，而她就读的那所学校，有百年的历史，曾经是华北地区的重点中学，却严重地重理轻文。一个数学物理不好的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基本被视为废物。我以为，这就是她全部烦恼和不快的根源。一个中学生，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呢？于是，我们常常宽慰她，给她描绘一个未来的光明前景，那就是，一个再不需要以数学成绩论成败的大学生涯在前面等待着她。也许，我比她还更憧憬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来了，2002年，1月27日，我十八岁的孩子，只身一人离开了我们，飘洋过海，飞往遥远的异国他乡，从此，这一天，就如同刀痕一样刻在了我心上：我觉得，那是我又一次的分娩。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想家”这两个字，在电话里，她永远是快乐的，她快活地告诉我们，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樱桃小丸子，这个外号让我心里一阵温暖和安心。她在信中，这样描绘着异乡的生活：

“图尔是个很棒的城市，美丽而安静。还有一条看上去很温暖的卢瓦尔河。我们LABO课的教室就在这条河边上，每个星期我都得到河边来，坐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岸上乱跑的狗，还有正在接吻的情人。”

……

“秋天到了。早晨推开窗子，闻见了空气中凉凉的秋天味。院子里已经有不少落叶了，可是树上的叶子依然那么多。习惯性地看看大门口的信箱，邮递员还没来，却看见了房东贴在大门上的纸条：‘请房客们进出时把大门关好，因为小狗埃克托很喜欢逃跑，可是他没有钥匙。’很温暖的细节吧？”

……

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们的信了。还是老样子——妈妈依然那么语无伦次。（笑）菜谱真好，做是没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时候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着：‘从前呀，有个叫马良的小孩很会画画，他画什么什么就变成真的了……’”

……

她就这样安慰着我们，安慰着我，她深知我是一个资深的“小资”，我会在心中诗化她的生活：还有什么能比法兰西更适合诗化、罗曼蒂克化的吗？但是，2003年那个夏天，读完《姐姐的丛林》，我和她的爸爸，我们极其震动，我们俩用眼睛相互询问，是什么，是怎样严峻的、严酷的东西，让我们的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