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别人介绍居思源时，总是会捎上一句“居老的公子”

到江平已经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江平官场上都知道来了个新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见过。除了刚来那天的干部大会，居思源在这十五天，准确点说是十四天，其中有一天他是回省城和女儿居淼一块儿玩欢乐谷的。十四天中，他有一大半时间泡在房间内，看资料，甚至还专门看了两本关于江平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另外的时间，在办公室待了大概三天，也是看资料，他让马鸣把能找到的近五年的江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全都找来了，桌上堆得山高。他只看，并不记录。这一点，居思源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的。小学时，他就发现在记忆力这一块，他有特长。人家总是记不住的东西，他往往瞟上一眼就能记住，这功夫就连老师也感叹少见。居老爷子那时刚刚从干校解放出来，亲自考了考儿子的特殊记忆能力，结果只说了一句话：要是在战争年代，你适合做侦察兵。做侦察兵，这是了不得的，并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从小，父亲给他讲战场上的故事时，说到侦察兵，总是佩服得不行。这记忆能力，后来在报社当记者时，更显露得让同行惊诧。大家一块儿采访，别人都争分夺秒地记录，居思源却只是听着。后来写出稿子时，居思源却从来不错，特别是记录被采访者的话语时，比人家用笔记录得还完整。这事后来传到人民日报社一位老总那里，那老总到江南专门与居思源见面，提出让居思源到北京工作。居思源正动摇间，当时省报老总王则劝他改行，并且已经获得了省委宣传部的同意。王则的理由是：当记者只能当十年，十年的记者生涯，足以为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那时，省委宣传部正要人，他改行过去便是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前两年，在北京，一次宴席间，他竟然碰到了要他到北京工作的人民日报的那位老总，老总说：“看来你没来是对的，不然，哪能主政一个省的科技工作？”

居思源要用最短的时间，将江平的一切都记在大脑里。他甚至要超过在江平待过多年的那些干部。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干部，能记住多少呢？上台说话有秘书写稿，出门调研有部门开炮，理论学习总是高调，具体办事马虎潦草。虽说全党倡导学习型组织，但真正学习的能有几个？不是不想学习，而是忙哪！开不完的会，批不完的文件，招不完的商，吃不完的饭局，接待不完的来宾……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整日陷在事务圈中。前年，居思源以厅长的身份到科技厅扶贫联系点，同当地的镇党委书记攀谈。那书记就感叹说，我们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学习，用的知识大多还是多年前的。要说有新知识，就是党校轮训时学一点。越到基层事务越复杂。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是出政策，而下面是落实政策。

这就难了。难就难在两个字——“落实”上。

这十四天，居思源还主持了一个会议，政府常务会议。这个会议是在他来江平的第五天召开的，除了见面，没有其他议题。居思源开门见山，说就是想通过这个会，市长们增进些了解，特别是各自的工作上，有个直观的印象。四个副市长都分别汇报了分管工作，政府秘书长华石生，就政府办有关情况也作了说明。按一般规定，地级市至少可以配五到六个副市长的。江平以前也是六个。常务副市长高捷出了事，现在正异地看守，等待判决。另外一个副市长姓江，援藏去了。四个副市长中，向隽是中组部下派干部，也住在政府后面的小楼上，因此算是跟居思源见面最多的。向隽大概四十岁，齐耳短发，精神，知性，眉宇间又还透着些娇柔。以前，她也到科技厅去过。她下到江平前，在部里是副局长。下派干部的身份因此就变得微妙。在地方上，她是副市长，但她真正的身份却是部里的副局长。副局长对江平来说，就是北京的领导了。江平的很多项目，都得在北京解决。所以，向隽汇报时，就直接说自己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北京的，来江平就是来学习、来服务的。居思源笑着说：“不是服务，而是给江平带来活力，带来资源，带来希望的。”

向隽清脆地一笑，其他几个副市长也笑了。

副市长李远，原来排名就在高捷之后。向隽来后，他只得退了一位。但高捷出事后，他事实上就是承担着常务副市长的职责。他汇报的内容最杂，包括财政、金融、建设等好几大块，他一个人，就足足说了一个半小时。居思源一直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他记的大都是数字，或者一些疑问。中间，居思源问了李远一次：“江平今年一到九月财政收入环比增长的幅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