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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柳对我的进步是非常关心的，根据她的经验，她知道每一点进步的意义都无比重大。生活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在她看来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总有人对她很客气地说些好听的话了，她把这些话像一块干海绵吸水一样全部吸了进去，像要把以前的亏空全都找回来似的。以前她受了委屈就说：“你要有个一官半职，别人敢对我说这样的话？”现在有人要通过她来接近我了，她因此获得了自尊。细想之下世界就是这样现实主义，谁也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物，不然多少抱怨都毫无意义。所以，也不必把那些人看成什么坏人，就是这么回事。我在她得意时泼冷水说：“这不是自尊是虚荣。”她坚决不同意，说：“你说你吧，你喜欢别人骂你几句还是表扬几句？”想一想确实也找不到两者的界线。她说：“其实你自己是最喜欢听好话的。”想一想也确实如此，并不是说看穿了是怎么回事就可以超越的。所以好听的话永远有效，人嘛，人说到底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对进步的理解与董柳有很大的不同。我也看重那种有尊严的感觉，但我非常清醒地知道尊严感是靠权力撑起来的，而不是别人真对你有多么崇拜。他们崇拜的是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权力，而不是哪个人，因此换了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有一样的效果。权力没有了尊严就在瞬间破灭，施厅长让我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我对此不抱幻想。我更看重的是参与的感觉，有意义的感觉，承担了点什么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对董柳说过一次，她竟完全不能理解，她不看重这些虚的东西，就像当年她说“看星星有什么用”一样，“有用”在她的理解中是实实在在拿在手中的一样东西。后来我又把这种感觉对孟晓敏说了，她也不太理解。说：“什么年代了，别玩虚的。”男人和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人。难怪从来就没有过女哲学家，也很少有女政治家。

孟晓敏进城已经有半年多，我给她买了一个呼机，想过去了就呼她。我叫她别往办公室或家里打电话，可她总有忍不住的时候，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说：“办公室的人都是人精。董柳最近的警惕性也高起来了，她反正没事做，就找了我这件事来做。”她说：“那太不公平了，你想了就呼我，我想了就憋死自己吗？”堵得我无话可说。一天中午她连打两个电话，董柳一接，她就挂了。董柳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谁知道，有人打错电话了。”她说：“怪不得有一次你接了电话哼哼哧哧的，肯定是个女人。”又说：“怪不得你上次说要拿电熨斗把我眼角的皱纹熨平了才肯带我出去。你变心随你变，我一波是没有给你碰的。”她跟我吵了几天，又宣布要对我实行经济管制。我依了她，才平息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