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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交代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交代了，交代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代。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弄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代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

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代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交代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倒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