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危情记（第2/15页）

“老涂这狗东西一向聪明，挪窝给我们留说话的空间呢！”

一句粗口竟然让我忍不住笑了。那个端着的“副市长”尊容立即散了架。

我要的故事便从酒精里挥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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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大贪污分子，也没有收受巨额贿赂。所以，你看，我就蹲两年，出来了，经济上就那点事，鸡零狗碎的，一点小钱吧。不像现在有些人，坐到我这个位置，一旦出事，就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赃款。听说你们江苏那边，一个跟我一样位置的，好像姓姜还是什么的，苏州还是无锡的副市长吧，早些年犯事的，被判了死刑，搞了一个多亿，其中一笔，就8000万元。天哪，一个多亿，多少老百姓的血汗价值啊，真是罪大恶极，毙得不冤枉。我呢，谈不上罪大恶极，但也算令人发指，我犯的不是罪恶，是罪孽。在我看来，比罪恶更恶。罪恶可以现报，罪孽就不一样了，它会源源不断产生负面影响，它可能会长时间渗透、扩散、流传，贻害无穷啊。

可能老涂告诉你了，我犯事的基本情况，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违纪，被双开；我犯有重婚罪，被判了两年，去年才出来。我记得当庭宣判的时候，法官问我，服从不服从，要不要申诉。我说，非常感谢法院的宽大处理，如果有什么申诉的话，就是，判得太轻了。当时，法庭上旁听的记者就笑了。后来有些小记者写文章，说我被从轻发落，掩抑不住心中的狂喜，竟然嫌法庭判得轻，庭上调侃起法官来。其实我不是耍那油腔滑调，更不是调侃法官，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判得重一点，当时死的心都有，只是缺少一根绳子罢了。判我无期、判我死刑，才符合我当时的心愿。当时我的结发妻子，我一直叫她小李，她就坐在庭下，我看到她一直绷着脸，端坐在那里，我说那句判轻了的话时，其他人笑了，她却流眼泪了。只有她懂我当时的心情，懂我这句话的心理缘由。您听我慢慢说完，就一定会像她那样，理解我说这话，不是矫情。也许你会发现，恨与理解，有时候也许是可以共存的。

我啊，就出生在这一带，您进来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山水不错，但是交通不方便，经济状况在西部这一带算中不溜，一般吧，跟你们江苏那边的小镇，就差远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不一样了，相当的闭塞。我18岁出去当兵，在此之前只出去过一次，是到县城去找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是当年在我们这里插队的知青的女儿，后来跟她爹回城了。我那次进城，去的时候搭乘了一辆拖拉机，回来的时候靠两腿，走了一天一夜，不知道迷了几次路，跌了多少个跟头，差点累死在路上，摔死在山里。但是，那一天一夜，我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是吹着口哨迷路、唱着歌摔跟头的。

我回到家鼻青脸肿，但是我心花怒放。您一定奇怪了，进城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吃了什么脑残药了？我恋爱了，真的，就那次进城，18岁的我，和她确定恋爱关系，对象就是我去看的那位女同学，知青的女儿，姓吴。她见到我，很高兴，领我到县城的一个国营饭店，吃了两个肉包，告诉我说，我喜欢你，心想你如果进城来找我，我将来就嫁给你。但是你要努力，要走出那个山旮旯儿，否则我的爹妈不会同意，他们好容易才回城，不可能再让女儿回到那里去。你不会当高加林，但也不能成为刘巧珍。

这个你能听懂吗？呵呵，我懂她的意思，她那是说作家路遥写的一本叫《人生》的小说，讲一个乡村青年高加林跟村主任的女儿刘巧珍恋爱的故事，高加林本来是个穷小子，跟刘巧珍谈恋爱是高攀，可高加林后来出息了，进城当了记者，为了前途就不要刘巧珍了。这个故事当时很流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年轻人中，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小吴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有点出息，别成为男版的刘巧珍。从小吴这里开始，我大概就进入了与女人的纠葛人生。

那是1983年，我的18岁的初恋，事实上非常美好，特别是我们两个吃着肉包，谈着高加林、刘巧珍的爱情命运，憧憬着未来，此时此景，如果拍成电影，应该是很能拉高票房的故事情节吧。当然这份感情没有什么结果，我当年没有考取大学，就出去参军了，跟她通了两年的信后，某一天她突然就不回信了。我不服气，请假回去找她，她已经跟别人定亲了。她成了女版的高加林，哈哈。

她当时在县百货大楼当营业员。找到她时，我站在柜台外面，她站在里面，两个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窘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说，来不及了，这事只能这样了，你要原谅我，是我爹妈做的主，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确定，那个什么关系，是吧。我说好吧，那我走了，回部队了。她说好的，有空经常回来玩啊。我头也没有回，心里羞耻而愤懑，大步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