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奔走抗争（第3/19页）

下午跑到巷口，朝大街对面望过去，省政府大门两旁的战士好像比上午还要密集。两人也就暂时断了进去找省长的念头，在街上闲逛起来。却走到哪都有人在议论省政府里的爆炸事件。说法不一，但每一种说法都是有鼻子有眼的，比那些拿着国家固定工资，只有躲在空调房里才来灵感的作家编的小说生动得多。有的说是省钢铁公司的人干的。原来钢铁公司老总五毒俱全，把公司弄垮之后，工人们生活无着，饭吃不起，水喝不上，只得天天上访告状。岂知那位钢总的根基厚得很，不但没被告倒，省里还让他到做了某实权厅里的副厅长。工人们气不过，在身上绑上炸药，在钢总屁股后面跟踪了一个星期，这天竟然跟进了省政府办公大楼，终于将钢总死死抱住，引爆身上炸药。

有的说是一位农村来的土农民于的。那农民的儿子高考时没上重点线，后通过关系，花十多万元进了省某重点大学。不想毕业时，儿子的毕业证却跟其他学生不同，只盖着学校的钢印，没有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钢印，找工作时谁也不认账，至今还窝在乡下家里，怕父老乡亲们耻笑，连门都不敢出。为儿子读这个书，那位农民几乎倾家荡产，本指望儿子找个好工作，早日还清累累债务，谁知竞落得如此下场。于是天天跑学校，跑有关部门和省领导，请求解决儿子文凭问题。跑了两年，又跑出几万元债务，腿都跑成圆规，还是没一点效果。农民活不下去了，混进省政府，一炸解千愁。

还有人传言是省政府里面的人干的。说是一位处长多年得不到重用提拔，有人提醒他，他那做护士的老婆长得还算可以，资源闲置着也是闲置，何不充分利用起来?处长想想也有道理，就把老婆介绍给自己的上司，好拉近跟上司的距离。一来二去的，老婆跟上司的距离越来越近，自己跟上司依然若即若离，拢不了边。本来想先戴顶绿帽子，再换顶大点的红帽子，现在想戴的红帽子没戴上，绿帽子却没法扔掉了，处长气不过，去找上司评理。那上司也是无赖，要处长先拿出跟他老婆有染的证据再说。这种证据怎么拿?事先又没想起在老婆身上装个针孔摄像头。何况就是拿了证据，也只能出尽自己的丑。一怒之下，处长拦腰抱住上司，引爆了身上的炸药。

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有点像街头小报里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信则无根无据，让人生疑，不信又司空见惯，仿佛真是那么回事。卓小梅两个当然不是到省城来听这种小道消息的，这种小道消息再神奇，再动听，如果光带些小道消息回去，不能带回领导的墨水，职工们肯定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赞成。

于是第二天起个大早，吃点东西又往省政府跑。那些威风凛凛的战士依然把守在大门口。地上还画了红线。有红线还不够，为保险起见，又拉了索子，索子上缠着红布条。两人试着上前，还没靠近红线和索子，便被战士们喝住了。

第三天，第四天，那些战士还没撤走，仍没法靠近大门半步。

也不知戒严何时才撤，老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卓小梅忽然想起还有一个省委，省委该不会像省政府一样，也被人炸过吧?说不定进省政府难，偏偏进省委又容易。何况照在市里的经验，有些事情政府解决不了，党委那边兴许办得到。若能找上省委书记或副书记，说不定比找省长副省长还管用。

将这个想法跟苏雪仪一说，她也觉得应该去尝试尝试。这天两人打的直奔省委大院。下了车，大门口虽然有武警站岗值班，却没有戒严的迹象。两人不免暗喜，庆幸没人来炸省委，否则不会有这么一派宁静祥和的大好局面。于是忙调整好气息，从从容容朝大门走去。

可离大门还有三四米远，武警却大声喝斥道：“哪里去!”

这话问得好没道理。这里是省委大门，要进大门，自然是去省委了。这可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还要问你哪里去，真滑稽。可你还不能这么去跟他辩解，因为现在他是把门将军，让谁进门，不让谁进门，全凭他一张嘴说了算。苏雪仪只得连连点头，讨好地笑道：“到省委去。”

武警从上到下打量着两位，那警惕的眼神，仿佛她们是本·拉登派来的。只是他的军事知识可能有限，弄不明白本·拉登到底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女部下，这才问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人?”苏雪仪正想说她们是维都市来的，卓小梅扯扯她的衣角，抢先答道：“我们是省政府办公厅的，到省委办公厅来签一个文件。”

在省政府秘书处她们就领教过了，你说是从下面市里来的，人家看你的眼神便明显地带着鄙夷，好像你是野生动物似的。这是国人的普遍心理，皇城根下抬轿子的，瞧不起外面省里坐轿子的；省里掌门钥匙的，瞧不起下面府里掌印把子的；府里握菜勺子的，瞧不起底下县里握惊堂木的。卓小梅有一次参加市政府的大会，亲耳听姚市长在会上发火骂娘，说他跑到北京某部门办事，先是传达室的人拦着不让进，说尽好话进去后，找到要找的小处长，人家连座都不让，甚至眼皮也不肯抬一下。想起自己不大不小是地方上八九百万人口的行政长官，走到哪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放个响点的屁，地上要砸个坑，谁知进了京城，什么人都可以不把你放在眼里，真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