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第2/5页）

这天杨登科特意跟随聂小菊去了实验班。在聂小菊的指点下，杨登科隔着窗玻璃认识了董少云，那简直就是披着董志良的一张皮，尤其是那双不大却有神的眼睛，仿佛是从董志良脸上拓下来的。下午杨登科提前下班出了农业局，还开走了那辆豪华型桑塔拿。曾德平做办公室主任后加强了对小车的管理，没有特殊情况，下班后小车都得锁进局里的车库，这天下午杨登科是在曾德平那里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把桑塔拿开走的。

杨登科没将桑塔拿开进九中大门，而是停在了街边。也没下车，眼睛一直乜斜着大门口。

没多久，就见董少云低头出了校门，然后横过马路，到了对面的公共汽车停靠点上。不一会后面来了5路车，杨登科知道那是去市委方向的，董少云应该上那趟车。可那小子却站着没动，等5路车开走后，身子一闪上了紧随其后的10路车。

杨登科二话不说，打响马达，将桑塔拿驶入街心，向10路车追过去。

10路车在下一个停靠点就跟5路车分了道，驶向贵水大桥。桥那头有一个停靠点，10路车一停稳，董少云就下去了，左右看看，然后扯扯背上的书包，横过大街，往新建设而成的开发区方向走去。开发区里很热闹，什么建材城、农贸市场、木材交易市场，应有尽有。杨登科怎么也弄不清，董少云一个初三的学生到这些地方来干什么。

正在杨登科这么纳闷着的时候，董少云胸脯挺了挺，进了木材交易市场旁边的托运大市场。托运市场门口车多人多，小车一下子还没法挤进去，杨登科只得将车停在离市场不远的空地，开门下了车。等他追进托运市场后，早没了董少云的影子。杨登科只怪自己动作慢了半拍，背着手在市场里转悠起来。

还没转上半圈，就发现了董少云，他正夹在一伙五大三粗的民工中间，隆着肩背往一辆东风牌大卡车上扛麻袋。杨登科很是纳闷儿，怎么也没想到董少云会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干这种重体力活。是来赚钱吗？那么好的家庭条件，还少了他花的？是来体验生活？他又不是作家或者演员什么的，就是所谓的作家和演员，也没听说过谁肯遭这样的活罪。何况他还只有十四五岁，还不是干这种重活的年龄，虽然他长得粗壮结实。

杨登科没去惊动董少云，朝斜对面一家门面走去，那里也有人正往车上装货。杨登科以替人找工作为借口，上前跟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搭讪。那男人只顾对着民工指手画脚，把杨登科晾在一边。直到货物装就，货车缓缓开走，老板才过来搭理他。杨登科这才了解到，一般五到七个人装一车货，开价三十到五十元不等，主要以货物多少轻重来定，也就是说装一车货，人平可得六元左右。一车货大约装半个多小时，若货主多，有车可装，两三个小时下来可领到二三十元装车费。杨登科初步估算了一下，董少云利用放学后这两三个小时来装车，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收入。

晚上回家后，杨登科把董少云的行踪跟聂小菊一说，聂小菊也甚觉奇怪，不知董少云为什么要偷偷去托运市场卖苦力赚钱。两人做了分析，董少云父母肯定不知道这事，不然他们是决不会让儿子去受罪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都有疼子之心。杨登科和聂小菊怕简单行事弄巧成拙，决定先不惊动董少云的父母，等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

聂小菊当了十多年的老师了，知道凡是儿女出现异常，根源都在家里。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董志良那样看上去夫荣妻贵的家庭，自然要什么有什么，一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他们都是聪明人，也会尽量做到不影响儿女的成长。当然有一般就有不一般，聂小菊和杨登科两人侧面一了解，才知道董志良家里的情况还真的不一般。

原来董志良在郊区做区长时，曾跟一个叫袁芬芳的女老板有染，这事后来被董夫人知道了，两人闹得差点离了婚。袁芬芳原是贵都市歌剧院一位当家演员，长得颇有姿色，尽管已经年过三十，依然风韵不减。歌剧院过去红火过一段，后来国家财政体制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全额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一夜工夫垮了台，演员们都作鸟兽散。袁芬芳自然也难逃下岗命运，在街上开门面卖起了服装。半年下来，服装积压在店子里没卖出去几件，袁芬芳只好亏本抛掉服装，改做文化用品生意。做文化用品生意的人多如牛毛，钱也不容易赚，做了一年连本钱都没赚回来。袁芬芳一时竟没了主张。心里头却不服输，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姿色有姿色，怎么却做什么亏什么，一事无成呢？

那天袁芬芳在店子里枯坐了两三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进来一位美髯飘逸，约莫六十开外的客人。仔细一瞧，竟是原来歌剧院的孟老院长。孟院长是来买毛笔的，也没看柜台里坐的何人，进门就嚷道：“狼毫狼毫。”袁芬芳已经认出了孟院长，却不吱声，拿了几支狼毫摊到柜台上，任孟院长选择。孟院长低头选了一会，看中了一支，掏钱往袁芬芳手上递。袁芬芳没接钱，开口道：“不就一支狼毫吗？拿走就是，别数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