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马达可不是有点小傲慢啊，该同志是一阔脸就变，得意忘形。得到陈同和的赏识，兼了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以后，马达就不知自己姓啥了，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说话的语调渐渐带上了拖腔，对他这个当初的盟友，在职县长不再主动热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让他握。赵安邦不止一次当面嘲弄马达说：“马局啊，你说我和钱主任拉你过来干啥？风险是我的，厂子归市里，我这不整个一大傻蛋吗？！”

马达打着标准的官腔说：“小赵县长啊，怎么能这么说呢？要顾全大局啊，同和书记不是一再说吗？要看到全市一盘棋，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听从党的安排啊！”

赵安邦哭笑不得，“马达啊马达，你还好意思说！党安排你们在大西南就地转产，你怎么跑到我们文山来了？我看你是有利就听党安排，无利谁的话都不听！”

马达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没你里应外合我也过不来！”

每到这种时候，赵安邦总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给我一些彩电票！”

马达一开始还算不错，十张、二十张，多少总是给一些，赵安邦用这些彩电票做礼物，省内外拉了不少关系。后来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电视机厂，纷纷找马达要彩电。马达吃不消，汇报到市里，市里做了个决定，一个口子管理，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于华北批。赵安邦再找马达要彩电票，马达便公事公办了，让他找于华北批条。他火透了，授意变电站拉了电视机厂几次电。道理说得也很堂皇：彩电紧张，电力也紧张啊，农忙时节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用电！马达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才老实了，被迫和县政府签了个协议，每年给县里一百台彩电指标。

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的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赵安邦记得，自己还被马达拉着，陪过他们一两回，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总觉得他们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后来没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去了。树倒猢狲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开发公司，凭京港开发的一千万港币起了家。待得赵安邦到宁川任职再次见到白原崴时，白原崴已经抖起来了，正张罗着在宁川海沧街十二号盖那座二十二层奶白色的伟业国际大厦。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始终生产单一的十四英寸彩电，连条十八英寸生产线都不愿上。结果九十年代初彩电业第一次洗牌时就败下阵来，想和国外合资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最终引进了一条，生产的彩电却卖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笔贷款至今还没还清。

就这样一个没市场概念的同志，却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一步步提起来了。先是转正做了电子工业局局长，接下来，又在于华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经委主任，待得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文山有马达这样的主管副市长，经济能上去就见鬼了。说到底马达只是经济紧缺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抗命迁厂时迸发出来的道德感，和搞经济没直接关系。再说，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自己下属干部职工，对其他单位部门，对整个社会就不成立了。亚洲集团老总吴亚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马达，吴亚洲仍气不打一处来，吴亚洲当年差点死在马达手上。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吴亚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赔着笑脸，他不去不太好。再说，吴亚洲这个纸箱厂虽说很小，却是园区内第一家为国营大厂搞外包的私营企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去一下也为了表明县政府支持私企的态度。

不知吴亚洲使了什么招儿，把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马达那时就特抠门，请别人喝酒全是几块钱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净灌客人。这回却酒兴大发，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