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2/11页）

如果说格尔兹把我们带回到对阿伦特的思考中，那么她也同样使我们想起另一位优雅但命途多舛的伟大女性卢森堡的生命与时代。她所提供的那些无形的、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的经验，仍然使我们获益良多［这种联系在她与柯亨·格尔兹1998年合作的作品《柏林调查》（The Berlin Inquiry）中更加明显。这次展出几乎面向了全体柏林人，在赫贝尔剧场有一次，另一次则是在罗莎·卢森堡广场的人民剧院里］。这也是劳动者的空间，而卢森堡曾渴望和为之奋斗终生的有关解放的心愿，在以女性历史为主题的《记忆回声》里也有片段式的呈现。这也就是为何在重构这段时光时，她们的出席与尊严会被放在首位。卢森堡自然无法见证以跨国公司、全球化开发为伪装的资本主义复辟，也无从预知英国的工业基础因为撒切尔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摧毁，尽管她确实已经预见到针对工人们的政治毒素隐藏在经济与政治进步花言巧语之下的露骨企图。她没有看到工人们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并不是因为革命胜利，而是由于装在灰色信封里的停工通知，以及接踵而至却不曾预告的生计问题：“这种毫无征兆是不可思议的。”格尔兹很关注历史的连贯性，而重大事件旁边的历史时刻经常会被人们忽略（我们常把它称为“遗失的时光”）。她的天赋在于，她可以将“隐秘的事实”从无人问津的世界角落抽离出来，使得其可以在所谓的世界真相面前不被摧毁。但她从未夸大自己的目的——她从未把实现某种目的作为目标。她是一位用安静的声音与世界抗辩的艺术家。

在格尔兹把我们带回到从前的同时，她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摧毁与危机了如指掌。在女性身上，这种危机表现为将女性在21世纪的目标限定为“紧缩”：“约有七成女性的社会保险与福利将会被削减，人均削减的金额大约有十八英镑之多”；“这种削减将进一步拉大性别差异，报道指出……女性福利已经成为这场危机最受影响的‘重灾区’”；“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金融政策对女性的影响程度是男性的三倍。“2000年在德国布伦瑞克的阿登纳桥上进行的一次装置艺术展，以投影的方式在水面上呈现了一枚不断旋转的硬币。就在这次演出前不久，欧元开始全面流通，但随即而来的便是股市崩盘（此时已经有了一点征兆）。这次展出实际上演示的是人类的两种“梦境”：一是“永恒运动“（”永动机”正是这个作品的标题）；另一个则是“指导性的经济法规将为市场的良性运转保驾护航”。永恒运动的是一枚十法郎的硬币，象征的是“它的废止将被永久推迟”，而今天对欧元区的批判与市场信仰倒塌的联系，更显得这次展出具有预言的色彩。从这层意义上说，格尔兹是另一位揭露“全能”神话虚伪面纱的女人。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法规绝非有效的手段。它容易犯错，甚至即便是经过了积极冷静的重建，它还是会失败（市场所谓的“良性运转”在多数时候只是避免重蹈覆辙）。而这同充分就业与经济衰退期内的金融投入一道，成为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最根本的经济思想。但是正如女性主义者反复质疑的，世界究竟为什么必须处在掌握与控制之下？而格尔兹的工作，则是提醒我们关注那些被忽略的身体、面孔和故事，他们是怎样为生活与底层的空气而喧哗吵闹。通过这样的方式，她揭露了这样的控制欲望的愚蠢。

因此，重建早期工业文明历史，成了巩固这种认知最先，也是最重要的动作与回馈。美国迈阿密沃尔夫森尼尔博物馆收集了大量1880-1945年设计领域的重要文件、艺术品与制成品，其中包括阐明有关大萧条时期、俄国革命时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人生存状态的人工制品与摄影作品——那恰恰是本书的开始，从卢森堡到梦露的时代。就像是梦露曾哀叹的，为何好莱坞取得了无数的荣耀，但对于为之奉献的工人们，除了剥削与压迫外却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纪念物或是博物馆留给他们呢（这里的“工人”也包括梦露最为看重的观众们）？尽管严格上说，好莱坞并不属于工业革命的产物，但它对于工人的奉献“一丝不苟的专注”，使得它也成了沃尔夫森尼尔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分。2011年，格尔兹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展出，而在此之前，它们也曾邀请过一些艺术家，但却从未让其中任何一个如此深入他们的收藏品之中。在充分浸润了博物馆展现的当地社群与其自身的生命力之后，她邀请参与者自己随意选择一幅版画或摄影作品，站在摄像机前对其进行描述，并将视频放置在艺术品周围——它们同样是人类劳动的结果，然后对这些描述进行评价。展馆的负责人记下了她通过这次展示与员工及当地居民建立的深刻联系，她是怎样充分地介入了他们的世界。如果仔细考察格尔兹带给人们的东西，深深的眷恋始终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她的作品里，她是作者，但这些内容通常是由许多人完成的，因此不能完全归于她一个人的功劳（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在展出中署名，并在展览的相关出版物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