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4/18页）

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也成了人们恐惧的来源。它会成为无辜者潜在的受害缘由，也会成为社群一个看似长期而稳定的共同体——永久诋毁其中某个家庭的手段。在2004年，在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纳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的小说《失落情人的地图》（Mapsfor Lost Lovers）中，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表示，“当街上的两个人停下脚步，开始谈论的时候，他们的舌头就像剪刀上的两片刀片一样相互配合，把旁人的名誉剪成碎片。”这本小说中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正是发生在英国北方一个无名小镇上的巴基斯坦社群里的荣誉谋杀事件。评判、暗示、轻蔑、讽刺，这些内容都存在于貌似和睦的邻里生活中，在阿斯拉姆另一种被催生出的想象里，充满了“破碎的玻璃”。人群里没有安全可言。群体所提供的看似是社会存在或集体意识的内容，实则常常以一种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内而外默默地撕裂了自己的初衷。就此而言，女性的意义早已被绑架，成为这样一个社群的凝聚力的保证。而事实是，她们不时会被这种机制吞噬，话语和流言是她们的枷锁，也是她们生命最大的威胁。

“谒师所（印度锡克教寺庙）对我来说，仍旧是一个当地流言的聚集地。”桑茜拉在她2007年的自传性作品《羞耻》（Shame）里这样写道。为了躲避包办婚姻，桑茜拉早年从自己在德比郡的家中逃离，随后成为得到德比郡当地政府支持的、致力于保护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南亚妇女社群组织“卡玛·尼尔维纳”（Karma Nirvana，直译为“因果与涅？”）的共同创立者。因此，她的故事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胜利。“我妈妈觉得，在谒师所谈论他人的绯闻是一种糟糕的分享，人最好是能够保证自己的私密性，这样才不至于被评判和羞辱。”而当她和自己身份低下的男友逃离时，她的妈妈再也不能在谒师所里“搂着她的头”了。谣言对于生命和死亡都是麻烦事。桑茜拉的姐姐萝比娜的死几乎是自愿的，她拒绝离开自己滥用暴力的丈夫，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那样做，会给她的父母带来什么：“如果我离开巴德维，他们就会死于因我而产生的羞耻。”她这样告诉桑茜拉。而在桑茜拉逃离之后，人们也是在疏离了她的妈妈很久之后，才再次与她交谈。这种驱逐造成的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死亡。尽管如此，她的妈妈最深切的渴望，还是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和其他人一起唾骂自己那个成为“逃亡者”的女儿。

但这些故事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母亲被牵扯进管教女儿的过程之中，甚至偶尔还会亲手杀死她们。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姐姐做证，阿丽莎描述了她们的母亲怎样把塑料袋塞进姐姐嘴里，同时还怂恿自己的丈夫：“就在这里解决她”。当莎菲莉亚吞下漂白剂，想要以此避免包办婚姻时，她们的妈妈，在阿丽莎看来，摆出了一张“事不关己”的冷漠面孔。“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亚最好是能自己死掉，这样会省掉很多麻烦。”莎菲莉亚因为漂白剂而生了重病，不得不紧急送往医院，她的体重骤降到了5英石[2]。而在法庭上，这位因家族荣誉而变得无比残忍的母亲在案情逐渐明朗后，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丈夫，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这只会加剧人们对她残忍犯罪的深刻印象。她显然更乐于看到自己不听话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惩罚。

普尔纳·塞恩（Purna Sen）把荣誉犯罪中对妇女的牵涉看成此类犯罪的一种特性。在另一桩很有影响力的事件里，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女孩蒂娜·伊瑟尔（Tina Iser）被自己的巴勒斯坦裔父亲和巴西裔母亲一再地辱骂“去死吧”，而当时她已经被他们刺了六刀，躺在自家的地板上奄奄一息。FBI事先装好的窃听设备忠实地记录了这起发生在1989年的可怕案件，而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位父亲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有一种说法是蒂娜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事情败露才惨遭毒手）。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中，一个女孩极力反对包办自己的婚姻。在新婚之夜，她的母亲竟然热心地为自己的女婿出谋划策。在这位母亲看来，让女儿顺从这桩婚姻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今晚强暴她”。桑茜拉的故事无关荣誉谋杀，但在故事的开头，当她逃走后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请求回家时，她的母亲却说她最好在她眼前死掉。桑茜拉由此反问道：“为什么妈妈要维持这种不幸，并把它当成婚姻中正常的部分？为什么她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随后，她遇到了一个被自己兄弟和叔叔虐待的女孩，而她的母亲同样拒绝提供帮助。对此桑茜拉无奈地表示，“你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最糟的敌人，你知道你办不到，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的母亲。”在《失落情人的地图》里，小说的中心人物、考库布的女儿马赫·雅班回家以逃避自己在巴基斯坦的不幸婚姻。她自然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在与母亲对峙时，她说：“我所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从没给过我自由，只是想让我重复你的命运。”但她母亲的回应更令人痛心：“我并没有给你那样自由的自由，你没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