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3/12页)

我猜想,女性会遭到如此广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时把它看作女人们的天赋,是她们通常都会具有在个人体验层面推动日常生活“由表及里”的能力。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现实,也更加坚韧,这使得她们可以更从容、更柔和地处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强调“性感”的审美倾向却显示了某种隐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图:肉体的完美被再度强调,同时也伴随着对暴露的要求。我将此看作对女性的诱骗和干扰。如此理想化,同时又是如此的贬低化(这两个极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审美要求,隐含了一种看似不再可能,却依然阴险、难以揣测的目的:我们的身体不应当提醒我们自身的缺陷,从而使我们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极限。而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不安也就此被掩盖。至于身体上的负担,则被梦想与梦魇稀释。然而,基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女性作为承担者的使命却不仅仅使她们自己受益。她们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由黎明前的黑暗到达真正光明的引渡者。当男性疲于争斗时,女性的敏感却会使她们体验到更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勇气,会使她们肩负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我的灵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于1918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2]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1930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夏洛特·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这位犹太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3]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4]命名,还出现了一组代替“演员表”的文字。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聆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赏。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可仅仅在完成作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